林瓔的最后一座紀念碑

　　上世紀80 年代，林瓔設計了越戰紀念碑。從越戰、民權到女權、印第安人，林瓔為美國設計了4 座具有標志意義的紀念碑。第5 座紀念碑“什么在消逝”，是她自己的選題：環保。作為林徽因、梁思成的侄女，林瓔覺得自己和他們有“共同的信仰”。她說，紀念碑的存在，是為了告訴下一代什么是意義，而不是“丟掉一些東西，又丟掉另一些東西”。

　　2009 年9月，在12 天里，林瓔有五個展覽在全球開幕。林瓔輾轉美國、中國出席開幕活動。這是自設計美國越戰紀念碑之后，林瓔從未有過的忙碌狀態。

　　林瓔一向是慢速度的。在上世紀80年代，當她還是大三學生時，就因為設計越戰紀念碑一夜成名。在35 歲以前，她還設計了民權紀念碑、婦女之桌，完成了許多建筑師一輩子望塵莫及的成就。然而30 年來，林瓔僅舉辦了兩場個展。

　　美國著名建筑師弗蘭克·蓋里是林瓔的大學老師之一。不過，林瓔的舉止間，一點都不見沿襲自老師的明星范。美國記者曾這樣描述她的外表，“林瓔看起來，總像是一個上課即將遲到的羞怯女生”。

　　在當下的世界級工作室里，明星建筑師普遍動腦不動手。但是林瓔不僅把自己的工作室規模控制在3-5 人，還堅持親自繪制設計圖紙，她認為“這很重要”。

　　林瓔在市中心有房，但她更多地居住在遠郊。她說，寧可在深夜和自己的貓一起工作，也不愿白天在辦公室里工作。林瓔的言行更容易讓人把她和東方人的勤奮、質樸聯系起來。林瓔的作品則普遍被認為融合了西方和東方的文化背景。

　　林瓔出生在美國俄亥俄州。80 年代初來北京，她被記者問及，如何看待姑姑和姑父設計的人民英雄紀念碑時，她才恍然，原來自己家族在中國如此有影響力。林瓔不會說中文，而英文字正腔圓。她用英文告訴記者，父母教育她要“干一行愛一行”。這是一句流行于上世紀50 年代的話。林瓔對這話的理解就是有得有舍。

　　已經有數年，林瓔不接任何建筑項目，除了公益性建筑；林瓔認為建筑不應是有錢人的玩具，更應是窮人改變生活方式的途徑；她還認為紀念碑不是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政治工具，而是關懷人的內心需求的途徑。

　　2009 年9 月，林瓔攜新作“什么在消逝·空屋”來到北京前門23 號。她身上那件黑色毛線開衫，是在無數照片上穿過的那件。發型還是校園時代的模樣。50 歲的林瓔透著書齋學子的單純，面對媒體，她不愿過多上鏡；當有人走近她向她索取郵件地址時，她警惕地向后挪開身體，拒絕來者的要求。

　　“ 什么在消逝”是林瓔的“最后的紀念碑”，這是一個呼吁保護瀕危動物和它們的生存環境的藝術項目，將至少持續十年，由全球的不同地區，通過不同的媒介，運用聲音、影像、雕塑等創作手段共同實現。

　　林瓔將當下的環境污染稱為“第六次大規模生物滅絕”，“這也是唯一一次由人類活動而非災難引起的大滅絕。平均每20 分鐘，就有一種動植物毀于人類之手。按此速度，有人預計，一百年后世界上高達30% 的動植物將不復存在”。

　　從越戰、民權到女權、印第安人，林瓔受命為美國設計了四座具有標志意義的紀念碑。而第五座紀念碑則由林瓔自己命題，議題就是環保。林瓔說，她做環保已經很久了。

　　1940 年，林瓔的父親林桓舉家遷往美國，在俄亥俄州一片竹林深處安家落戶，門前就是大山。林瓔管其中的一座山叫“巫師的山”，常常遠足，或騎上自行車，到“巫師的山”的另一頭去。“當時，俄亥俄州一片很大的湖區著火，后來的清潔能源法案、干凈水源法案、瀕危物種保護法案等都對我產生了直接的影響。”

　　林瓔的很多作品都與環境、地理有關。20 年前，她的第一場個展即以“地志學”(topologies)命名。她的第二次個展“系統風景”則由可循環的木材做成，提供給人們三種觀看山體的不同視角。

　　“什么在消逝”是圣弗朗西斯科藝術委員會的項目，林瓔用預算中的一小部分為藝委會做了一件作品，然后把大部分錢投入做“什么在消逝”的媒介、設備等。

　　在開始做“什么在消逝”一周之后，林瓔在報紙上看到，白鰭豚在長江已經功能性地滅絕了。

　　林瓔采訪了很多科學家，很多人擔心她只會呈現那些已經滅絕的物種。林瓔對他們保證，自己作品會關注那些瀕臨滅絕的物種以及它們的棲息地。

　　2009 年9 月，林瓔的聲音和多媒體裝置作品“什么在消逝·空屋”在北京展出。這是天安時間當代藝術中心年度綠色藝術計劃“山水”中的一件作品，也是林瓔的作品第一次在國內展出。

　　走進天安中心黑黢黢的地下展廳，眼睛還沒有習慣黑暗之前，質感豐富的聲音傳來，海浪憤懣的充滿恐懼的低音；野狼在深夜遠山的嗚咽；雨水沖刷在石頭上，汩汩地蕩漾著流入到遙遠的海里……

　　等眼睛習慣了黑暗，看出去，在這個管道裸露的展廳里，十幾個視頻通過投影設備，從地上投射到天花板，視頻都是大自然的畫面，剛才聽到的聲音就是視頻的配音。

　　向工作人員領一塊有機玻璃和一副手套，端著玻璃，正對地上的投影設備，影像和文字便清晰地出現在玻璃上。

　　在黑暗中，那些已經滅絕和瀕臨滅絕的動物在你眼前20 厘米處的玻璃上一一呈現，從清晰到模糊，從模糊到清晰。它們中有幾年前重新發現的象牙喙啄木鳥，一度被認為已經滅絕；有北極熊和它們賴以生存的北極；有大西洋中的鱈魚，從1895 年到2008 年，它們變得越來越小；還有北美信鴿，曾是地球上一個很大的物種，當它們飛過天空時，天色都會暗下來，但現在已經滅絕了……動物的影像隨著參觀者端著的玻璃的傾斜而扭曲，你會發現，你必須端正這塊象征生物棲息地的玻璃。

　　就在“什么在消逝·空屋”展出前的一周，這個系列中的另一件作品“大喇叭”在美國加州科學博物館外亮相。這是一件巨大的圓錐體雕塑，由青銅鑄造，內部用回收來的紅杉打造。當參觀者走進圓錐體，就能獲得和“空屋”類似的體驗。

　　無論是“大喇叭”還是“空屋”，林瓔藉此希望讓人們再度審視自己身處的世界，深思人類對環境的破壞行為，自省自察。

　　2010 年地球日， “空屋”將在美國時代廣場的大屏幕上展示。“什么在消逝”計劃還將聯合多媒體，比如手機和網絡，讓人們帶回家去看。

　　“接下來的三年，我們將和google合作。在網上，‘什么在消逝’會有過去、現在、未來三張地圖。我們會選擇一些非常有力的引語，來展示這個星球以前的樣貌。馬可·波羅、哥倫布都記錄了他們的探險經歷。馬可·波羅說他看到了獨角獸，還說比他想象中丑得多。

　　其實那是犀牛，那時的犀牛很多。還有紐約的海灣，那里曾經有很多牡蠣，可以長到很大。我們會把這張記憶的地圖向大家開放，每個人都可以把自己的記憶添加上去，可以是你的兒童時代，也可以是你的父輩祖輩告訴你的，在地圖上標注出來那些我們已經失去的東西。而‘現在的地圖’則會標出那些為環保工作的機構，介紹專家、科學家在干什么，傳遞出希望的信息，告訴人們做哪些事情會對專家有所幫助。第三張‘未來的地圖’，我們正在和美國野生動物保護協會合作，想把2050 年時人類可能面臨的情境通過各種方式展現出來。”

　　“林家的女人，每一個都個性倔強、果然獨斷、才華洋溢而心想事成。”林瓔的父親林桓這樣評價自己的女兒林瓔和大妹妹林徽因。林瓔也確如父親的評價，執拗并不計得失地遵循自己的選擇，“我們需要考慮我們的下一代，告訴他們什么是意義，而不是丟掉一些東西，又丟掉另一些東西”。

　　對話林瓔我和梁思成、林徽因共同相信的

　　B=《外灘畫報》

　　L= 林瓔(Maya Lin)

　　最后的紀念碑

　　B：你被大多人熟知并記住是因為越戰紀念碑。如果再被問到關于越戰紀念碑，你會厭煩嗎？

　　L：有一點，那都是過去的事情了，我想回答一兩個問題之后，還是回到最近的環保話題。

　　B：設計越戰紀念碑時你才21 歲。

　　L：藝術專業的學生一畢業，就可以被稱為藝術家。而我是多花了很多年才得到這個稱號的，因為我是一個設計紀念碑的女孩。

　　我有雙重身份：建筑師和藝術家。紀念碑融合了建筑和藝術，極具標志性，是功能性的。我用了25 年的時間向世界展示了我在這三方面的能力。

　　越戰紀念碑可能是我最為公眾所熟知的作品，我也為之感到驕傲，我很慶幸它是我的第一件作品，因為之后可以把它放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作為一個藝術家，一定要全神貫注在你現在所做的事情上。對我來說，每個領域里的作品都是一個整體，無論是建筑、藝術還是紀念碑，它們之間是有聯系的，但我更喜歡那些差異。我不希望我的建筑作品看起來像是雕塑。我一直都在說，做建筑就像寫小說，做藝術就像寫詩。兩者我都很喜歡，都不會放棄。我是因為它們的差異才愛上它們的。

　　人們以為我只會設計紀念碑，其實我不是，設計紀念碑只是歷史當中的一小段。給我10 年時間，我會設計更多的建筑作品，但同時我也會謹慎，不會接太多的建筑設計項目，那樣我就沒法做藝術和紀念碑了。

　　我的工作室的規模一直非常小，3-5個人，一直如此。我只想保持小規模，自己能夠掌控一切。如果我接了一個項目，我會親自動手，這對我來說很重要。我認為設計草稿非常重要。這就是我。

　　現在有一種潮流，一個人越成功，一切就變得越龐大，而我剛好相反。這也是我想傳達的一個有關環境保護的信息：變得更大也許不是好事。

　　B：你用了多久放下越戰紀念碑？

　　L：在設計了越戰紀念碑之后，很多博物館邀請我做設計，我都拒絕了，因為我還沒準備好。我沒有撲向成功，而是繼續做自己一直想做的事情。

　　我進入耶魯研究生院學習建筑，也開始做藝術。1986 年，我從耶魯畢業，1989 年設計了民權紀念碑，之后又設計了非洲藝術博物館，在韋克斯納藝術中心(位于美國俄亥俄州)舉辦了第一次個展“地志學”。之后，我花了很長時間才做了第二次巡展“系統風景”。我用了一段時間來確認自己對這些作品的自信。

　　其實，我一直都在發展自己的聲音，但普通大眾可能只記住了越戰紀念碑。這沒關系，因為作為一個藝術家，只要確信自己的作品都是好的就行。

　　我的兩次個展相隔10 多年，第二次巡展現在快結束了，再到2009 年的“什么在消逝”。我這個人有點慢。因為早期的成功，我有很多很好的機會，但我會慢慢來，不會太著急。

　　B：2009 年，你帶新作“什么在消逝·空屋”來到北京展出。你為什么稱這個系列是“最后的紀念碑”？

　　L：作為一個藝術家，我是按照系列來創作的。算上這個新系列，我已經先后針對5 個在美國有歷史性的議題進行創作—戰爭、民權、女權、印第安人的權利和環保。之前的四個議題都是別人邀請我去做的，是任務。這次的環保議題是我自己的主意。

　　我一直很關注環保，希望能為環保盡自己的一點力。這個項目會持續至少10 年，某種程度上，它會貫穿我的一生，可以說是我的“最后一個紀念碑”。我已經建立了“什么在消逝”基金會。我會繼續做建筑和藝術，而這是我想回饋的。

　　放鯊魚一條生路！

　　B：你的作品是如何貫徹、提倡環保理念的？

　　L：我在工作中貫徹環保原則已有20 多年了，用作品來關注這一主題也有20 多年了。建筑不是要變得環保，而是在選材上必須環保。這是對環境的義務。大約在25 年前，我就開始在建筑設計中使用可持續、可回收的材料。現在再也沒有借口不用這些環保材料了，因為大部分的環保木材都能買到。

　　1993 年，我用回收玻璃創作了作品“地隆”(Groundswell)。即使是我的第一件作品越戰紀念碑，當我知道建造地點是公園時，就希望保持公園的完整性，不希望對公園有任何破壞。建紀念碑時，我們連公園里的一棵樹都沒有砍。我從小就喜歡大自然，抵制捕鯨。

　　我是能源基金會和NRDC(美國自然資源保護委員會)的董事會成員。我從事環保工作已經很久了，但我覺得大家還是沒有充分意識到環保的重要性。

　　“什么在消逝”是一個實驗性的藝術作品，也是一座實驗性的紀念碑。它可以巡展，也可以永久性地建立起來，還可以延伸到網絡上。在網絡上，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可以說出自己的故事和回憶。把所有人的故事集合起來，這就是“記憶地圖”。這是很實驗性的。

　　比如，住在北京的人，最后一次看到藍天是什么時候？天空是最近才這么灰的，還是一直如此？我們很難注意到世界變化的細微過程，因為世界是慢慢發展的，但如果你記住了你爺爺奶奶告訴你的世界樣子，你就能察覺到其中的變化了。

　　展覽還會去別的國家和洲巡展。如果去俄羅斯，我們會找來當地特有的物種，在網上呈現它們的圖片，讓人們知道在世界各地，有哪些物種正在消逝。我不僅想告訴大家什么在消逝，還想告訴大家那些環保專家在干什么。我呼吁大家去幫助他們。比如喝有機茶、有機咖啡，使用有機棉、可回收的紙、木制品等。這是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做到的。

　　B：你如何通過藝術作品去影響并改變人們的觀念？

　　L：建筑會不斷開發設計靈感，而我關注的是文化上的認同。這種認同如何顯現？我的父母是如何通過他們的生活方式把這種認同傳遞給我？很多人說我的作品同時受到了美國和亞洲文化的影響。很可能就是這樣的。藝術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們看待這個自然世界的方式，我們怎樣使用科學和技術來看待空間，就像19 世紀的風景畫家。

　　如果我可以讓你重新考量你看到的東西，你就會再看它一次。當我們還是孩子的時候，我們對一切都感到好奇，會注視所有的東西，因為那是第一次看；當我們逐漸長大，我們便不再正視它們了，因為我們以為自己已經知道了它們的模樣。所以在我的藝術中，我希望讓觀眾停下來，換一個角度想想，也許你會看得更清楚。

　　“什么在消逝”不僅關注具體物種的消逝，還關注物種的規模、河水流向大海的能力、海陸空動物的遷徙等問題。如果我們都看不到這些問題，何談保護？比如海洋，因為我們看不到它，所以我們不停地污染它。海洋現在面臨危機，75-90% 的魚類數量在驟降。所以請去查查那些網站，看看哪些魚可以吃，哪些魚不應該吃。

　　我從來不吃魚翅，我認為那根本沒有味道。我們為什么要捕殺這些位于食物鏈頂端的食肉動物？放它們一馬吧！不要讓吃魚翅這么時髦。

　　具體到中國，那些用老虎、獅子、大象、烏龜、熊的器官制成的傳統中藥藥材，肯定有可替代品，并且藥效一樣。有一個科學家曾經告訴我，海馬在幼年就會被采集，被用作中藥藥材。它們的數量正在大量減少，而我們對此知之甚少。所以請不要買小海馬。

　　我認為藝術應該重新表述這些議題。讓我們重新認識這個世界，這是藝術的義務。

　　B：在飲食上，你是否會有一些特定習慣？比如不吃某些魚類或肉類？

　　L：我不是素食主義者，我吃肉，但吃得不多。

　　我覺得動物要人道地喂養，最好是草養、放養。大型工廠化農場是不合理的，簡直是悲劇。如果知道食品產地的話，情況會好一點。如果要吃肉，要用盡動物身上的每一部分。

　　中國飲食很聰明，一點剁碎的肉加上很多蔬菜，就能炒一盤菜。但在美國，牛排比盤子還大。首先這對你的健康不利，會害死你；其次對動物、對環境有害。我不是說不要吃肉，而是要盡量少吃。我記住了麥可·樸倫(MichaelPollan，一位擁有豐富園丁經驗的知名作家，著有《欲望植物園》等) 的觀點，盡量多吃蔬菜，并且保證都是有機蔬菜。有些殺蟲劑、化肥進入河流會給下游帶來極壞的影響。我的孩子都不喝含抗生素和荷爾蒙的牛奶。

　　如果要吃魚，一定要提前確定你吃的是非瀕危的魚。在美國，有一些機構會告訴人們哪些肉可以吃，哪些不能吃。一些國際性環保組織會在餐館公示“魚號碼”(fish phone)。食客可以在吃魚之前打電話去咨詢。

　　現在的家養蝦中含有大量抗生素，美國正在就此立法。以前，我很愛吃蝦，但只有當蝦是特殊食材時才愛吃。我不怎么吃海產品，大多數海洋生物都被過度捕撈了。在海洋保護區，只要停止捕撈三年，魚兒們就會回來。只要我們給環境一個康復的機會，它們就會復原。

　　如果不斷地濫用、吃光、燒光，就會產生惡果。比如全球變暖，20% 的原因是過度砍伐森林。我知道中國擁有很多森林，這非常棒。包括東南亞在內的很多人喜歡使用木材，我也是。FSC(森林管理委員會)會對木材進行認證，以證明其來自于可持續的資源。竹子就是一個極好的可持續資源。

　　在環保方面，美國人是沒有發言權的，除非我們改掉享樂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方式。我相信少制造一些垃圾，我們也可以活得很快樂，否則就會困住我們自己，失去我們獨特的意義。東西越來越便宜，但引起不斷的更新換代，這其中肯定有不對的地方。不要等到遭遇一場真正的危機，我們才意識到日常生活的珍貴。全球變暖這樣的危機的確正在向我們襲來，對很多物種來說都太遲了。我想提醒大家注意棲息地保護、物種保護以及全球變暖等議題，這對于生態系統當中的每一部分都會是一個雙贏的局面，這也是為什么我深深地投身其中的原因。

　　B：你對中國的環保如何評價？

　　L：中國的好處在于有政府和政策的引導。中國的燃料效率標準比美國高。美國一直在探討，但收效甚微。作為一個美國人，也作為一個中國人，我相信美國那樣的城市并不是中國想要的。我認為美國應該反思。汽油應該是被珍惜的，被充分利用，而不是浪費。現在汽油的價格比牛奶還便宜。全世界都在承受著汽油帶來的后果。

　　不要讓汽車來主導我們的生活。不要重復我們的錯誤。美國也在試圖改變，從別的國家的錯誤中汲取經驗教訓。中國可以避免一些美國在工業化過程中的錯誤。

　　中國應該提高綠色技術，這才是真正的保護。中國的文化淵源深遠，我們會思及未來和后人，不應按短期的標準來衡量經濟發展，而是要為后代考慮。

　　建筑不應只屬于有錢人

　　B：作為一名藝術家、建筑師，你的建筑作品遠遠少于藝術作品。這是為什么？

　　L：2009 年9-10 月，我有5 個個展先后開幕。和藝術、紀念碑有關的活動都擠在12 天里，很瘋狂，很忙碌，我從來沒遇到過這種情況。

　　在我讀研究生期間，我的教授曾告誡我：“你必須做出選擇，要么做建筑，要么做藝術，必須放棄其中之一。”當時我很不理解，現在理解了，有時的確會糾結于不同的事務中—建筑、紀念碑，還有家庭。

　　在我的作品里，的確沒有太多的建筑項目。我已經有4 年不接任何建筑項目了，除了MOCA(美國華人博物館)。MOCA 是非贏利性的，我是MOCA 董事會成員之一，需要花很多時間幫助他們進行制度建設。這期間，我還拒絕了一個很著名的博物館的設計項目。

　　建筑不應只屬于有錢人。當我還在讀書時，我就認為應該把建筑帶到那些較為貧困的社區。這很重要，因為那可以極大地改變人們日常生活的方式，可以幫助人們將他們的房子、家庭、辦公室連接起來。

　　如果這意味著我不能接一些很大的很引人注目的項目，那也沒關系，這就是我想做的。我一生都會致力于幫助MOCA 這樣的非贏利性項目。我得作出取舍，作出犧牲。我不著急，慢慢來。也許別人覺得我做出了一個奇怪的職業選擇，但每個人只能活一次，我的父母和我的教育背景都告訴我，干一行愛一行，要對社會、對那些教育過你的人有所回饋。

　　我的哥哥是一個詩人，這是多糟糕的職業啊，不管專業上如何成功，還是得在白天干一份工還房租。也許這有點不尋常。

　　我有一些中國朋友每天只講生意，不讓孩子親近藝術。我們不該忘記我們的深遠傳統，它們也許不能帶來豐厚的經濟收益，但會對整個社會大有裨益。中國正在飛速發展，我們需要同樣珍惜對文化的信仰和文化遺產。在任何社會，都不能忘記這些。

　　B：你的姑姑林徽因、姑父梁思成曾經致力于保護古城區，這和你保護文化傳統有內在的聯系嗎？

　　L：有，我當然能感到我和姑姑的血脈聯系。1980 年代中期，我第一次來中國，去了天安門廣場。一個記者問我，你覺得你姑父和姑姑的設計如何？我當時一頭霧水，不知道人民英雄紀念碑是姑姑和姑父的作品。

　　我爸爸非常喜愛他的大妹妹林徽因。當我成為一個建筑設計師之后，他非常驕傲。

　　在耶魯大學，認識我姑姑的教授也給我上過課。梁從誡(梁思成、林徽因之子)建立了中國第一個NGO“自然之友”，從事環保。就像是一個循環，有很多非常奇妙的聯系。

　　我的祖父(林長民)在北京舊城有一所舊宅。我想去找找，把我的兄弟姐妹都帶去參觀一下。姑父梁思成也有一所舊居，我下次也想去看看。他們都努力保護那些珍貴的中國歷史，這是很重要的。

　　我在一些資料上見過中國古代建筑，那真是無價啊。這和民權紀念碑等是一個道理—我們在多大程度上記住過去，并在過去的錯誤中汲取教訓。過去會告訴我們將來應該怎樣生活。我覺得這些是我和梁思成、林徽因共同相信的。

　　文/劉莉芳,吳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