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高齡的王世襄先生離我們遠去多日，文博界同仁仍痛悼不已，我也沉浸在對他的深深懷念之中。這十來年，特別是我到故宮博物院工作的七八年，常向先生請益，所獲良多。

　　世襄先生是文博名家，研究門類涉及多個領域，而且又是著名的收藏家。他的收藏，除舅父、先慈所作書畫及師友賜贈翰墨文物外，大都掇拾于攤肆，訪尋于舊家，人舍我取，似微不足道，但他卻備加珍愛。他珍藏的目的是用于研究、賞玩,正如他所說：“其中有曾用以說明傳統工藝之制作，有曾用以辨正文物之名稱，有曾對坐琴案，隨手撫弄以賞其妙音，有曾偶出把玩，借得片刻之清娛。”他由此悟得人生價值，不在據有事物，而在觀察賞析，有所發現，有所會心，使其上升成為知識，有助于文化的研究與發展。他把這些藏品集中整理，印成《自珍集》，風行一時。按先生的說法，“自珍”二字，也包括他與夫人在備受磨難中所堅守的一種人生態度，即規規矩矩、堂堂正正做人。

　　2003年4月，我收到先生所贈《自珍集》，從中可看到他的收藏史及情趣。同年6月，我曾以《賀新郎》一闋，感謝先生贈書：“掩卷尋思久。算方知、物皆有道，物皆能究。原本人生多趣味，直待搜求參透。這玩字、天機當有。總總林林窺胸臆，唯自珍、人更珍情愫。雅俗韻、鈞陶手。天毓靈奇天應佑。笑回頭、劫塵歷歷，此心株守。儷侶涸轍相濡沬，錦思花雕云鏤。廣陵散、流傳今又。莫謂怱怱崦嵫近，看茂深、大樹枝枝秀。人似昨、青衫舊。”

　　世襄先生的文物研究成就，以及他對弘揚中華傳統文化的貢獻，近30年來,不僅為國人熟知,而且蜚聲國際。國內外一些收藏中國明清家具的機構和個人都曾得到先生的指點和幫助。比利時菲利普·德·巴蓋先生致力于中國家具的收藏，其收藏的大量精美的中國硬木家具更具特色，世襄先生就一直給予指導。2006年，菲利普收藏的中國明代家具在故宮展出，先生親題展名——“永恒的明式家具”。

　　荷蘭有個“克勞斯親王獎”，是荷蘭王國克勞斯親王于1996年在其70歲生日時設立的,通過頒發獎金、資助刊物及創造性的文化活動等形式支持世界文化的發展，每年評獎一次，評出10名獲獎者，其中最高榮譽獎1名。該獎主要頒發給發展中國家在廣泛的文化和社會發展領域做出貢獻的藝術家、思想家和文化機構。2003年，世襄先生獲得此獎的最高榮譽獎，也是獲得最高榮譽獎的第一個中國人。這一年的12月30日，荷蘭駐華使館為先生舉行授獎儀式。儀式隆重、熱烈而又簡樸，當八九高齡的世襄先生用流利的英語向來賓暢談他的獲獎感受時，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故宮博物院80歲的古琴專家鄭珉中先生操琴助興，演奏了《良宵引》。我也發言向先生祝賀。會后，我又填《漁家傲》一闋，寄給先生：“末枝居然玄理蘊，錦灰堆里珠璣潤。通博自能游寸刃，天降任，存亡續絕刊新韻。五味人生齊物論，癡心未與流光泯。晚歲友邦傳捷訊。調瑤軫，鄭公助興《良宵引》。”

　　在文博界，世襄先生編著圖書之多是很有名的。至2002年底，他編著的圖書已有36種，涉及到中國古代音樂、明式家具、漆器、竹刻、鼻煙壸、葫蘆、蟋蟀、北京鴿哨等，其中《明式家具珍賞》譯成英、法、德三種文字，連同中文共有11個版本。先生文物研究的成就，世所公認，而且有些是屬于開創性的。

　　先生出身世家，又受過良好的現代大學教育，知識面廣，文章寫得好，詩詞、書法俱佳，即使一些極專門的文物知識，他也寫得文采斐然，可讀性強。有次我去看望他，他拿出寫哀悼夫人袁荃猷的組詩讓我看，感情真摯，一氣呵成，勁健而又瀟灑的行書，與詩配合，相得益彰。我收到過他的許多贈書，最愛讀的是他的“錦灰堆”系列，曾寫了首小詩贊之：“人自風流筆自瑰，錦灰莫道不成堆。如思如訴動情處，庾信文章老蚌胎。”

　　文博界的老人都知道，世襄先生有一種很深的故宮情結。世襄先生的父親與故宮博物院老院長馬衡先生是中學同學，交誼較深。抗戰時期世襄先生到重慶，馬院長提出讓他做院長秘書，他未就職而去了李莊中國營造學社。抗戰勝利后，世襄先生從事京津地區戰時文物損失的清理工作。1947年3月到故宮博物院任古物館科長。此后于1948年6月至次年7月，在美國學習博物館管理。新中國成立前夕，他毅然回到了祖國。1951年5月，故宮機構改革，設陳列、保管、圖書館、檔案館、總務、院辦等部門，世襄先生任陳列部主任。閱《馬衡日記》，可以看到世襄先生參與院里的各種重要活動，馬院長對他十分倚重。但在“三反”運動中，世襄先生被誣為大盜寶犯，經4個月的“逼供信”，10個月的公安局看守所調查、審訊，未查到任何盜竊行為，便以“取保釋放”的方式放回了家，同時收到文物局、故宮博物院的書面通知：“開除公職，自謀出路。”對一個把心血傾注在故宮的人來說，世襄先生認為這是奇恥大辱。

　　1954年吳仲超同志當故宮院長后，發現開除世襄先生是個大錯誤，遂要把他調回來，但當時世襄先生所在的單位卻不放他走，這事便擱置下來了。1957年世襄先生因在整風鳴放中訴說自己的不白之冤，又被打成“右派”，回故宮就更遙遙無期了。雖然如此，故宮的一些專門活動，還是請世襄先生參加，而他的有些研究工作，也與故宮的藏品分不開，得到了故宮的支持。但在世襄先生的心里，被故宮開除的陰影一直存在著。世襄先生對故宮的感情太深了，故宮傷害了他，他也知道這是歷史的原因。他一直遺憾自己未能重返故宮。這種愛恨交加的復雜感情，與世襄先生熟悉的人都是知道的。

　　雖然未能重返故宮工作，但世襄先生卻一直關注著故宮。在我多次看望他時，我們都會談到故宮，故宮的歷史，故宮的工作。前年6月的一天，世襄先生打電話約我，說要談有關故宮的事，我去后，他提了兩個建議，一是建議故宮飼養中國傳統的觀賞鴿；二是建議故宮在景山修展館，用地道把故宮與景山相連接。這都是重大的設想，需要經過認真的研究。世襄先生以九四高齡，想的仍然是故宮的發展，令我十分感動。

　　2008年年初，原國家文物局局長張德勤同志打來電話，說他去看望了世襄先生，世襄先生又提到自己與故宮的一些事，希望我作為院長能為他寫篇文章，有個全面的、準確的說法。世襄先生辭世不久，我寫了一首小詩以表悼念：“錦心錦翰錦灰珍，博物風云老斫輪。感念平生無限事，此身曾是故宮人。”故宮永遠都會記著這位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