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8月，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孫中山與袁世凱進行了13次會談，每次都從下午繼續(xù)到深夜。對于孫中山提出的每一項主張，袁幾乎無不表示同意。其中有些問題，如“耕者有其田”，純粹是為了騙取孫中山的信任，而隨聲附和的。

　　袁世凱口頭上雖然一再表示效忠共和，暗中策劃的卻是如何盡快恢復舊的社會秩序，區(qū)別只在于以他的統(tǒng)治代替清朝的統(tǒng)治。革命黨人談論的那些振興實業(yè)、政黨內閣、議會政治等等，同袁世凱所想的完全是南轅北轍。

　　對于袁世凱的陰險奸詐，金沖及先生在《民初同盟會人的幾種社會政治方案》一文中作了如下的描述：

　　袁世凱深深懂得：什么時候需要克制，甚至可以換出一副面容來同革命派周旋；什么時候可以突然翻臉，冷不防地斷然下手。他也完全懂得：在他的準備過程中，對革命黨人的所作所為，哪些是可以暫時容忍的，如讓孫中山去提倡10年內建20萬里鐵路，甚至讓國民黨一時在國會中取得多數席位；哪些是不能退讓的，如政府南遷以及讓國民黨人擔任陸軍總長或直隸都督等；還有哪些是必須盡快削弱或鏟除的，如利用財政等各種手段，逼迫南方裁軍，逼迫黃興辭去南京留守等。　在革命黨人中，認真考慮過革命后如何保持革命政權的人是不多的。宋教仁可算是其中較為突出的一個。宋教仁因力主組織強大政黨和奪取議會中多數席位這兩件大事而深為袁世凱所忌恨。袁表面上裝得毫不在乎。一旦他準備好了，立刻就毫不留情地下手，派人暗殺宋教仁，下令罷免國民黨在南方的三都督，并且公然以嘲弄和恫嚇的口吻說：“現在看透孫(中山)、黃(興)，除搗亂外無本領。左又是搗亂，右又是搗亂。我受四萬萬人民付托之重，不能以四萬萬人之財產生命聽人搗亂。”不久，袁對各地的革命黨人進行慘無人道的搜捕和屠殺。

　　魯迅先生鑒于這種慘痛的教訓，深刻地指出：“袁世凱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殺黨人，從袁世凱那方面看來，是一點沒有殺錯的，因為他正是一個假革命的反革命者。錯的是革命者受了騙，以為他真是一個筋斗從北洋大臣變了革命家了，于是引以為同調，流了大家的血，將他扶上總統(tǒng)的寶位上去�！�(《〈殺錯了人〉異議》)

　　帝國主義對袁世凱的支持

　　“讓位”是由各種復雜因素所造成的，帝國主義對袁的支持則是其決定因素。當時大多數革命黨人并不認識帝國主義真面目，以為中國的積弱只是因為清政府的昏庸腐敗，只要把它推翻了，中國就會逐步走上獨立富強的道路，甚至天真地認為他們既是資產階級革命，是以西方為榜樣的，可能會得到西方國家的援助，所以革命起來后總是小心翼翼地避免觸動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既得利益。他們在對外宣言中，宣布承認清政府與帝國主義間所簽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繼續(xù)償付賠款和外債，企圖以此來換取帝國主義對革命的同情和對革命政府的承認，只要推翻腐朽的清王朝，中國的根本問題便可解決。這當然是革命黨人的一廂情愿！

　　帝國主義看中的卻是袁世凱，把他作為自己在中國的代理人，對袁竭力支持，而對革命黨人施加壓力。英、美、德、日各國軍艦駛進長江，耀武揚威，俄國軍隊集結于我東北北部，日本軍隊在我國東北南部、內蒙東部蠢蠢欲動；外交上，帝國主義國家不承認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輿論上，帝國主義報紙顛倒黑白，對革命派橫加指責；財政上，帝國主義加緊對南京政府實行經濟封鎖，海關稅收分文不給，致使南京臨時政府財政十分困難。

　　1911年12月20日舉行的“南北議和”的過程，也就是袁世凱竊取臨時大總統(tǒng)席位的過程。這個“議和”一開始就是袁世凱與英國公使朱爾典約同德、日、俄、美五國代表密商后、由英駐漢口總領事傳話，向各省都督代表提出來的。帝國主義不僅在整個議和過程中為袁世凱密謀策劃，而且公開告訴革命黨人，只有讓袁世凱當選大總統(tǒng)才能得到他們的認可。為了避免帝國主義的干涉，革命黨人自然只有趕緊讓袁世凱出來做總統(tǒng)，以便盡快結束“戰(zhàn)亂”。

　　孫中山“讓位”于袁世凱，將政權拱手讓出，使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遭受了嚴重的挫折，給革命造成極大的危害。孫中山在“讓位”的過程中對袁世凱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斗爭，雖然不是無益的，但所采取的防范袁世凱危害民國的措施，則無濟于事。辛亥革命的果實最終被袁世凱所竊取，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獨裁統(tǒng)治又在中國開始建立起來，“中華民國”成了一塊空招牌。

    穆子《人民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