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98年，丹·布朗就寫了《數(shù)字城堡》，2000年，他又推出《天使與魔鬼》，此書中，符號學家羅伯特·蘭登首次登場。人們在一位被謀殺的物理學家胸口發(fā)現(xiàn)了一個神秘的符號，蘭登教授在偵查過程中發(fā)現(xiàn)它與某秘密隱修會有關。經與意大利女科學家維多利亞精誠合作，蘭登終于在最后關頭沖出迷局。

　　到了2003年，《達·芬奇密碼》又為丹·布朗贏得廣泛聲譽——該作再次啟用蘭登教授：以盧浮宮博物館老館長遇害為發(fā)端，由一個莫名其妙的符碼發(fā)散開去，其中所涉及到的一系列神秘線索，均神奇地指向達·芬奇的作品。不久，蘭登教授就發(fā)現(xiàn)了一個抵達謎底的“暗道”：已故老館長是峋山隱修會成員，而這個秘密組織曾將牛頓爵士、波提切利、雨果、達·芬奇等很多世界名流吸納其中。蘭登漸漸感到，他們必須在歷史和現(xiàn)實的雙重維度中探尋謎底，與一個看不見的對手斗智斗勇，否則神秘隱修會隱藏了幾個世紀的巨大秘密就將從此消失。

　　上述幾部小說中漸次展示的各色“秘符”，在丹·布朗的新作《失落的秘符》中幾乎悉數(shù)登場：秘密、謀殺、驚悚、懸念、秘密社團及神秘符號，還有美女主角或搭檔、神秘莫測的對手和險象環(huán)生的情景、分鏡頭式的描寫和層層遞進的情節(jié)等等。凡此種種，不正是非常能夠抓人眼球的“暢銷秘訣”嗎？

　　從作品本身看，丹·布朗的演繹具有以下幾個特點：其一是繼承了中世紀基督教玄幻文學、騎士傳說及哥特式小說的某些傳統(tǒng)，同時將現(xiàn)代偵探推理小說雜糅其間；其二是通過大善大惡的人物將西方主流價值觀和盤托出；其三是大起大落、大開大闔的情節(jié)和細節(jié)畢現(xiàn)的描寫相得益彰；其四是對神秘主義傳統(tǒng)進行了一次細致入微的梳理，并結集大量可資參照的神秘主義或類神秘主義文化現(xiàn)象，比如古印度奧義、中國易學、煉金術、占星術等等。

　　由此，讀者大可將話題引申至近年來世界文壇關乎文學的一系列討論。在這些討論中，中心議題始終是嚴肅文學與通俗文學的界限。丹·布朗的小說確實屬于比較典型的通俗小說，盡管其持守的是一本正經的西方或美國核心價值觀。但奇怪的是，所謂的“嚴肅文學”，不論東方的還是西方的，雖不乏經典的背反，但是總體上卻明顯呈現(xiàn)出自上而下、由外而內、由強到弱、由寬到窄、由大到小的歷史軌跡。也就是說，文學的主體意識從崇高到渺小、從摹仿到獨白、從反映到戲說、從審美到審丑、從載道到搞笑……“阿喀琉斯的憤怒”變成了麥田里的臟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變成了“我做的餡餅是世界上最好吃的”……

　　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能不發(fā)人深省？

　　陳眾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