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在陜北時，毛澤東對斯諾講過：自己青年時喜歡社會科學，“我對自然科學并不特別感興趣”。 (《西行漫記》，三聯(lián)書店，1979年版121頁)“并不特別感興趣”，卻不是不感興趣，很難想象一個志向高遠、求知欲強烈的優(yōu)秀青年會是嚴重偏科，以至對聲光電化和精妙無比的自然科學無動于衷。具體到青年毛澤東(當然也包括他的壯年和晚年)，正如龔育之先生所說的，因其特殊的“經(jīng)歷”、“環(huán)境”、“所承擔的使命”，他的讀書和求知的興奮點、主要興趣，使他無暇涉及自然科學的世界中。

　　青年毛澤東在長沙博覽群書之際，曾發(fā)愿在“而立之年”之前，要基本掌握人類社會的“普通知識”，然后專攻“專門學問”。他說：“因缺乏數(shù)學、物理、化學等自然的基礎(chǔ)科學的知識，想設(shè)法補足。”(《新民學會會務(wù)報告——第二號》，《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33頁)

　　毛澤東無暇以及沒有更多的精力學習和研究“外文及科技”，并非干脆與科學書籍等完全無涉，后來在他的豐富藏書中，赫然就有一些科學、科技方面的書籍。如中國古代的，有沈括的《夢溪筆談》、宋應星的《天工開物》、徐光啟的《農(nóng)政全書》等。

　　至于在他讀書生涯中留下深刻印痕的，則是在五四時期閱讀過的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達爾文 《物種起源》(初譯時名為《物種原始》，馬君武譯)。也許是后來人們知道毛澤東特別重視這本書，1974年英國前首相希思到中國訪問，特意帶給毛澤東一套達爾文的文獻，包括達爾文后人提供的第一版《人類原始及類擇》以及有達爾文親筆簽名的照片。

　　此后，在延安時期，毛澤東還收藏有商務(wù)印書館出版的湯姆生 《科學大綱》、辛墾書店出版的普朗克 《科學到何處去》，以及秦斯《環(huán)繞我們的宇宙》、愛丁頓《物理世界的本質(zhì)》等。 1941年1月，毛澤東給當時在蘇聯(lián)學習的兩個兒子寫信，建議他們“趁著年紀尚輕，多向自然科學學習，少談些政治”，他還說：“只有科學是真學問，將來用處無窮。 ”(《毛澤東書信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166頁)看來毛澤東一向是認為年輕時要多讀些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

　　晚年的毛澤東還讀過威廉斯 《土壤學》、楊振寧《基本粒子發(fā)展簡史》、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shù)史》、竺可楨《物候?qū)W》等。 1964年，他從《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看到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的《基本粒子的新概念》，激發(fā)了他對物質(zhì)無限可分現(xiàn)象的探討興趣；1970年，他還尋找過《人類在自然界的位置》等書來閱讀。

　　然而，晚年毛澤東對科學書籍的興趣，并沒有導致他對生產(chǎn)力和科學技術(shù)的高度重視，或者，這也可以依龔育之先生的話，“可以從他的經(jīng)歷、他的環(huán)境和他所承擔的使命，就是說，從歷史條件加以說明”。其實，晚年毛澤東閱讀自然科學書籍，往往是出于一種特殊的需要。如提倡“活學活用”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此他閱讀過哈爾濱工業(yè)大學機械系的《從計劃“積木式機床”試論機床內(nèi)部矛盾運動的規(guī)律》的文章，并代《紅旗》雜志編輯部寫了回信，熱情表彰他們“對機械運動的矛盾的論述”；為了注意“蘇聯(lián)模式”存在的問題，包括蘇聯(lián)科學領(lǐng)域里存在的問題，如生物遺傳學中的李森科學派，并引以為戒，為此他閱讀了李汝祺教授的《從遺傳學談百家爭鳴》的文章。

　　除此之外，晚年毛澤東還訂閱有《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化石》、《動物學雜志》等科學刊物。在出版史上，還有一段著名的毛澤東晚年讀書生活中的 “大字本”現(xiàn)象。

　　汾陽 (《中國圖書評論》201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