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慎做雷鋒”不是動搖雷鋒精神，不是否認個人理應具備的公德，不是冠冕堂皇之下的偽善，而是在道德的社會功能發生明顯變化之后，尋求個人義行善舉的重新定位。

　　上海最近有項網絡調查 “你愿意幫助陌生人嗎”，在接受調查的3000名網友中，58%的人選擇了 “視具體情況決定是否提供幫助”。如此表態，被稱之為“謹慎學雷鋒”，并引發人們對青年人能否繼承雷鋒優秀傳統的擔憂。

　　其實，“謹慎做雷鋒”未必就是對雷鋒精神的動搖，因為過去要求的那種無條件學雷鋒，確實需要有所調整，才能適應新形勢。

　　以前學雷鋒不分對象，其典型表現就是滿大街做好事，不用問經濟條件好壞，但今天貧富分化嚴重，對窮人免費服務還有必要，把有限資源用在富人身上，其本人未必需要。在公益資源不足以滿足困難人員需求的情況下，“以人為本”和“助人為樂”，都要講求社會效益，爭取最大的幫助效果。

　　以前學雷鋒,強調的是人人都對他人承擔道德責任，不管其中是否涉及法律義務，因為那時人們根本沒有權利意識。現在不成，道德責任和法律義務分得清清楚楚，道德心再強，不能豁免個人的法律義務。 “彭宇案”給出的最大警示，是法律邏輯不承認道德良知的地位。任何頭腦清楚的公民都應該明白：在法律的強制力面前，訴諸內心自律的道德不足以保全有良知的個人，要想做好事，要先筑起自我保護的法律工事。不管有沒有彭宇案的先例，個人都應該這樣做。謹慎些，不因自己的道德行為喪失自己的法律權利，是公民應該具有的理智。

　　過去學雷鋒,不問實踐者本人的奉獻對他人的實際效果。不管我會不會游泳，看見有人落水，我都得跳下去，結果可能造成更多的傷亡。謹慎些，在關注道德行為的社會感召效應的同時，盡量避免讓有道德心的人作無謂的犧牲，難道有什么不對嗎？

　　過去學雷鋒,要求個人全力以赴保護國家財產，還樹立了不少未成年人撲救山火的英雄形象。今天我們更強調國家對公民的保護，在國家財產和公民生命之間，我們更強調生命的可貴；在國家責任和公民權利之間，我們更突出公民權利的價值。只要人在，一切財產都可以再生產出來，這是汶川抗震救災時，國家不計成本搶險救人的內在邏輯。公民謹慎些，是因為國家在乎每一個公民的權利和生命。

　　總而言之，“謹慎做雷鋒”不是動搖雷鋒精神，不是否認個人理應具備的公德，不是冠冕堂皇之下的偽善，而是在道德的社會功能發生明顯變化之后，尋求個人義行善舉的重新定位，以實現道德與法律、道德與功利、道德與人心的雙贏。這樣的結果將對全社會道德意識、道德行為形成最大的肯定和支持，從而使有道德心的公民越來越多，符合道德的行為越來越普遍，實現中國道德的可持續進步。

　　顧駿(上海大學社會學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