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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全安柏林“兩次擒熊” 稱“對張藝謀充滿敬意”
        2010年03月16日 10:14 來源:國際先驅導報 發表評論  【字體:↑大 ↓小

            資料圖:2月26日,剛剛在德國柏林獲得第60屆柏林國際電影節最佳編劇銀熊獎的著名導演王全安在西安舉行影迷見面會,為獲獎影片《團圓》造勢。 中新社發 王振001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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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王全安,1965年出生于延安,是第六代導演中的主力軍。作品有《月蝕》《驚蟄》《圖雅的婚事》等。2007年,憑借《圖雅的婚事》獲柏林電影節最佳影片金熊獎,2010年,新作《團圓》獲得柏林電影節最佳編劇銀熊獎,這不僅打破了三大電影節開幕影片從未獲獎的紀錄,王全安更成為繼張藝謀之后兩次擒熊的中國導演。

          ★先鋒語錄

          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每種藝術形式都能有尊嚴地存活。

          包子好吃,但你沒有必要吃一房子的包子。

          不管怎么樣,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希望余男快樂的那個人。

           一連打了好幾個噴嚏,王全安飛快抓起一件灰色連帽衫穿上,遮住那件印有“berlinale”字樣的紅T恤,看上去更像一只體格寬厚的熊。他點起一支煙,在房間里走來走去,嘴里嘟嘟囔囔,仿佛在嘲笑自己沒出息——一切好像又回到3年前,他從柏林帶著金熊回來,一下飛機就感冒了。

          可是一切又和3年前那么不一樣。

          沒有慶功宴,沒有休整,身邊亦沒有了那個過去十年里唯一的女主角,王全安把自己安安靜靜放置在這所空曠的房子里,悶頭開始創作,“我要趕緊開始”。這句話聽上去有點冒進,但對于一個用了10年尋找方向感的人而言,在正確的路上狂奔,怎樣的速度,都剛剛好。

          “我可以好好拍電影了”

          《國際先驅導報》:上一次從柏林回來還開了慶功宴,這次好像悄無聲息地就開始了。

          王全安:(笑)沒有,我在柏林就很興奮,但興奮的不是得獎,而是我可以好好回去拍電影了。因為很長時間以來,我弄不明白電影的里邊外邊,不明白為什么會存在中國電影和世界上其他電影。這次在柏林,不同國家的媒體和觀眾對《團圓》的反應讓我覺得,外邊也準備好了,他們對中國電影的要求也基本上變得正常了。原來看中國電影是看背景,是政治話題,現在基本上甩掉這個問題了。

          Q:但《團圓》其實很有政治話題。

          A:對,這就更能說明問題。按理說這個背景需要大說特說,但是這次他們像商量好似的,集體都沒有提這個問題。以前我們的電影總是讓對方產生對我們的思考,但是《團圓》讓他們產生了對自己的思考,這就是電影該做的東西。所以我要趕快回來拍電影,因為里外都回到了它該有的位置上。

          Q:那你怎么看待過去的不正常?

          A:這個不正常不是個人的問題,是你的環境跟更大一個環境之間的關系。我們被封閉了幾十年,打開之后,他們看我們和我們看他們都有誤差。我希望把它找平,所以這幾年拍得慢有一定的原因,還是在尋找,其實很吃力。

          Q:《團圓》起因于一部大電影,《圖雅的婚事》也是《白鹿原》停滯中產生的?

          A:沒準兒這將來就是我的命運。(笑)

          六個包子就夠了

          Q:商業氛圍中堅持藝術會不會孤獨?

          A:這種工作就應該是一個人的。不孤獨反倒不對了,要是老達成共識,那還要你干嘛。孤獨的感覺是相輔相成的。你越往人堆里扎,熱鬧了但是內心是孤獨的,因為熱鬧里面你很難做深度的交流。你很難跟自己的內心對話。一個人的時候,外在不是那么熱鬧,但是你內心很豐富,因為可以跟任何人,任何東西深交。

          Q:堅持的本質是什么?

          A:做自己喜歡的電影,而且還比較擅長。我想,之所以喜歡電影,其實是因為我不太有其他的欲望,也沒有那種才能。其實不同的類型是需要不同的才能的,商業片有商業片的才能。藝術電影就好像是生活上的精神滿足一樣,在目前這么一個絕對商業的時代,拍這種電影挺奢侈的。所以從這一點上講,你還敢于這樣,還能夠這樣,就說明你還是有幾把刷子的。(笑)它就像是在一個純消費時代,你堅持要愛情,也很奢侈。所以說不光是愿望的問題,還包括能力。

          Q:能力是指?

          A:我的能力是能使電影具有一種品質——在國際范圍內能產生很大的影響。其實這個東西可以很商業,但能夠在柏林電影節開幕式上產生影響力的,我想還真不是商業片所能達到的。我們總覺得自己發展得多好了,好像始終在超越,但你到世界各地去看看,其實他們在很多重要的問題上并沒變化。比如說對文化的尊重,比如說對藝術的保護,因為這些是公共的,是不能變的。我個人對前景不悲觀,因為我們最終會成熟。一個正常的社會,應該是每種藝術形式都能有尊嚴地存活。

          Q:商業對你不具有誘惑力么?

          A:當然有,但是我在想,我們之前之所以那么義無反顧地去做一個東西,根本的原因是因為我們不知道做這個東西是要付出代價的,是吧?包子好吃啊,一頭扎到包子里無盡吃下去,你當然愿意,對吧。但是你最終發現你的胃還是有限的。你沒有必要吃一房子的包子,你只要吃六個就夠了。所以我比別人好在,我知道吃六個就可以了。

          所以說商業可能會壞了你對電影的胃口,拍電影的樂趣就少了,而且你通過電影傳遞的力量越來越弱,反過來就會越來越否定自己。一個優秀的導演,應該為社會貢獻的是更有價值的東西。大家敬仰了你,其實就等于供奉了你,你已經不愁吃穿了,就該靜下心來去解決那些比較重要的問題。

          最好的時光給了余男

          北京時間2月21日凌晨,柏林電影節現場,評委余男講了一段煽情的頒獎辭:“這個世界真的很小,我們可能在同一個地方分開,我們又會在同一個地方相遇。”接著,她便為王全安的《團圓》頒發了最佳編劇銀熊獎。

          這番話中,一語多關的玄機不言而喻。余男是王全安最近10年的御用女主角,兩人也一度相戀,默契程度媲美當年的張藝謀與鞏俐。3年前,他們還在這里共同舉起了金熊獎。而今,兩人勞燕各自飛。

          有人作了這樣的對比:1988年,張藝謀和鞏俐攜《紅高粱》亮相柏林,他們的一段戀情也由此而生;19年后,同是陜西籍導演的王全安和女主角余男憑借《圖雅的婚事》舉起了金熊獎杯,隨后他們的情侶關系也被證實。

          2000年,鞏俐擔任柏林電影節評委會主席,那一年,張藝謀從鞏俐手中接過了銀熊獎;10年后,余男成為了柏林電影節的評委之一,而王全安從她手上接過的,竟然也是一座銀熊獎杯。

          Q:輪回的力量在你身上體現得比較明顯,例如兩次柏林電影節,還有你和余男。

          A:確實是有一些冥冥之中的東西。三年前,我和余男一起在那樣一個地方去領那樣一個獎,三年后,我在臺下坐的都是相同的位置。上臺的時候,我有一種很復雜的感受,后來聽到余男在臺上說話,我就覺得我倆還是幸運的。很少有人能有這樣的一種機緣,能夠把你的職業、你的情感,在一個舉世矚目的時刻以這樣一種方式聯系起來,我甚至覺得它本身就成了故事。

          Q:你們對彼此心里還是有感激?

          A:這是基本的。就像我媽說的那種,你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給了對方,所以你們彼此問心無愧,就是這種感覺。

          Q:分開豈不是很可惜?

          A:這是個人問題吧(笑),有的時候我會想,人生很短暫,像一趟單程旅行,所以它應該更豐富。余男跟我在一起的時候年齡很小,我比她大十多歲,我的人生已經經過了一些歷練,經過了一些曲折,她沒有,沒有這個機會。一方面我可以給她很多,比如說我們在一起可以創造一個幾乎完美的拍電影的生活,談戀愛的空間,事業也沒有停止,兼容得很好。但是當彼此可以給的越多的時候,最后有一些問題就會出來,就是她個人人生的問題,她獨自的人生經歷你沒法給她的。尤其是我,可能內心還是有一些愧疚,難道她這一生就跟這樣一個人?人生有它無限的可能,如果這你沒有一一經歷,那作為個體可能不完整。如果說感情達到一定的深度,你會希望看到對方作為個體的完美。不管怎么樣,我是這個世界上最希望余男能夠豐富多彩、充實快樂的那個人。

          Q:現在的你幸福嗎?

          A:我覺得我的內心比較自由,比我之前的任何一段時間都自由,我也比較坦然,我慶幸自己還比較正常,也許這個可能就是幸福。其實我生活得很好,一直不錯。別人覺得我老拍這樣的電影,好像就得有多苦,其實不是,挺好,只是你沒有鉆到里邊去,不那么貪婪。六個包子,對吧。幸福指數最高,那就是你吃六個包子最好。(笑)

          張藝謀轉向商業是危險的

          Q:對于你的同鄉、第五代導演張藝謀,你怎樣看?

          A:從導演這個職業看,我認為張藝謀這代導演很出色,是他們做了中國電影里面很重要的事情,兩個大的關口,一個是讓中國電影能夠走向世界,一個是中國電影向商業電影大步轉型。事實上他們的那種世俗成就,我們后邊的年輕一代依然望塵莫及。這個要客觀分析啊。其實,這次的柏林再次獲獎,對我來說還有個欣慰,就是說我們終于能夠接近前人那種世俗成就。我對前面的人,一個是充滿敬佩,然后是充滿感激,一個是他既成就了榮耀,在前面激勵你,同時也有他的挫折,能夠告訴你很多東西,比如說我現在知道這個東西(商業電影)會壞了胃口,是因為前面有人壞了胃口,我才能意識到。(笑)我其實對他充滿敬意,至少在職業上是這樣。

          同行總有一種職業上的親近,當然也可以說是一種競爭,一種超越,但并不影響彼此的這種尊重。就像接力賽,到了你的這十五分鐘戲,你應該唱好,對得起前面的人,同時也教育后面的人。

          Q:他現在投入商業電影,你怎么看?

          A:一個導演的一生如果拍了幾個有價值的片子,你愛干嘛干嘛,我都能寬容。但是你一生如果什么都沒干,你再好對我也沒什么意義。其實轉型既有個人的原因,同時還有環境的責任。藝術片導演的轉換有很大的問題,你當時的信譽建立在平民視角之上,大家認同并且尊重你。所以我不太主張已經建立起藝術影響力的導演輕易去改變內心,這是危險的,會對喜歡你的觀眾造成傷害。按照社會角色的功能來說,你似乎應該給這個社會提供更有價值的東西,張藝謀似乎更應該告訴大家一些更有價值的東西。

          Q:張藝謀是那一代導演當中比較中堅的,如果有人把你推舉到第六代中那樣一個位置,你會怎樣?

          A:我覺得這是個環境話題,我不太關心這個事情。賴聲川說得太好了,他相信戲劇的力量,我相信電影的力量。我的工作很具體,就是一部接一部的電影。當然,如果能對電影整體起到一種推助的作用,我會很欣慰。但是,如果你說的位置代表權力這個東西的話,我希望是通過電影散發出的那種力量感。

            記者楊梅菊 實習記者郭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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