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種“被字句”，如“被自殺”、“被增長”等，在語法上并非真正的“無主句”，總有一個被認定的行為人，是此類句式中隱含的主語。譬如，“被自殺”的真正殺人者，當然是獄中的獄霸或警察；工資“被增長”的造假者，當然是屢受質疑的統計部門。“被字句”傳達出的真正情感，是弱勢者命運被他人支配甚至愚弄，而又無力拒絕反抗的憤懣和無奈。

　　而在“犀利哥”“被犀利”的過程中，支配和愚弄了“犀利哥”命運的主體，正是我們這些所有參與了圍觀的人。在這個特定的“被字句”中，一向弱勢的大眾，終于扮演了一回支配他人命運的“強者”，只是對此至今無人愿意承認。本來按照基本的社會倫理，一旦意識到“犀利哥”無力支配自己的意志，我們應該立刻停止對他的所有好奇和圍觀，還給他和家人一個相對獨立的療傷空間。遺憾的是，在對自己的命運和痛苦高度敏感的同時，我們卻沒有對他人的痛苦保持著同樣的敏感。在一個越來越熱鬧的“圍觀時代”，看臺上的看客們相互激蕩著陷入狂歡，卻往往無暇關心被扔到聚光燈下的那個人，究竟是在愉悅地表演，還是在痛苦地痙攣。

　　現在，“犀利哥”已經回到那個已經面目全非的家中，據說經過一番梳洗的“犀利哥”，已經褪去了“犀利”的外表而變得毫不足觀。這樣的變化于他應該是一種幸運，那些試圖從他的“犀利”形象中發掘商機的商人，大約因此而不再打擾他的平靜，那些總是試圖在他的深邃眼神中尋找共鳴的“思想者”，也可能因此失望而去，還給他一份吃喝拉撒的尋常生活。

　　如果不對安迪·沃霍爾的預言作太狹隘的理解，則“犀利哥”從出名到湮滅的過程，大概也沒有超出“15分鐘定律”的范疇。唯愿這“15分鐘”之后，“犀利哥”還有更長遠且更自由的生活。(項歧 北京　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