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內地互通信息

　　1967年，我畢業后回到臺灣，有更多的機會和大伯接觸了。我們在臺灣的親人，大大小小好幾十口人，聚在一起，真是不一般的熱鬧。

　　從大伯平時的言談中，我能感受到他對家人、家鄉、國家、民族的摯愛，談起這些話題時，他興奮不已、神采飛揚，有時說著說著，黯然神殤，音落神凝。他喜歡講述東北的往事，大伯的講述喚醒了我童年時在天津饞吃冰花的記憶。海峽那邊是我們的老家！我忽然想回老家看看，回祖國去看看。

　　一方面因為好奇，一方面也想替大伯來看看，1979年，我從香港乘火車去了廣州。這是我1948年離開天津后，第一次返回內地。我在廣州東方賓館住了2天，回到香港后，急不可待地飛往臺灣，想把內地的見聞告訴大伯。還沒等我開口，大伯悄悄先問了一句：“你回大陸了？”嚇了我一跳！我進內地沒告訴任何人，大伯怎么會知道呢？后來大伯告訴我，當局對進出內地的人是密切“關注”的，那些“跟班”已知情況，要大伯找我核實。大伯告訴他們，要問你們自己去問！但除了大伯，始終也沒人找過我，他們知道問也白問。

　　此后，我多次往返大陸，大伯說過的一些地方，我都會去看看、聽聽。張家幾十年來沒有人去老家給爺爺張作霖上墳燒香。大伯囑咐我給爺爺上墳，老是說，你有機會就到這個地方去一下，到那個人那去一下……

　　我按大伯的意思去做，無形中變成大伯與他部屬之間的“聯絡員”，也成為自1936年西安事變之后，尤其是1949年海峽兩岸隔絕之后，大伯與祖國內地可以互通信息的唯一渠道。

　　1982年，我在北京見到了楊虎城之子楊拯民，他時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熱情款待了我，介紹我認識一些大伯的熟人，我也告之大伯的情況。回臺灣后，我向大伯轉達了他們的問候。大伯很高興！他悄悄告訴我：再回內地，可以找兩個人，一位是呂正操；一位是萬毅。這兩位都是他以前的老部下。

　　1984年6月，我從香港來北京洽談商務，在楊拯民的介紹下，特意登門探望了呂正操。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我心里就油然而生一種親切感:這個人怎么那么像我大伯！我也按東北人習俗，像在家里喊大伯一樣喊他“大爺”。得知大伯近況后，呂正操十分高興，在我回港前夕，特意托我給大伯帶去一副健身球和上好的新茶，表達祝福和掛念之情。

　　見到萬毅時更感人，他兩眼其實已經什么都看不見了，他就拉著我的手，我知道他更是想傳遞對大伯的感情。回到臺灣后，我把會面情況仔細匯報給大伯，看得出他聽了很難過，但他一直努力壓抑著自己的感情。

　　1987年初，我再次來京，帶來了大伯贈給呂正操的詩一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是摘引陶淵明《飲酒》詩中的句子。呂正操也從陶淵明的《讀山海經》“精衛銜微木”篇中摘出幾句，略加改動，集成一詩回贈給大伯：“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徒設在昔心，良辰知可待”。末句將原詩“良辰詎可待”的“詎”改成“知”，他希望大伯振奮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