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翎是清代官員的冠飾，用孔雀翎毛飾于冠帽后，以翎眼多者為貴。翎管，就是用來插孔雀翎子并使之與冠帽連接的附屬飾件。要了解翎管的價值，就有必要先了解清代的花翎制度。

　　清朝看重花翎，如同古代的“珥貂”一樣，例應隨官秩(官職高低)戴翎。宗室中，以貝子戴三眼花翎最為尊貴；鎮國公戴雙眼花翎為稍次，鎮國將軍等戴單眼花翎，而親王、郡王雖然爵位比以上更為尊崇，非蒙皇上特賜是不能戴花翎的，而且已經賜有花翎者，遇到朝冠晉見時仍不能戴用。凡是由皇子分封的親王、郡王都不賜戴花翎，這是因為戴花翎是“臣僚之冠”，而親王、郡王、皇子等乃宗室貴位，戴翎子有“紆尊”之嫌。

　　清代有品位的官員之例有花翎者，內廷王、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直省將軍、內大臣等以及領侍衛府官、滿員(滿族官員)五品以上皆冠戴孔雀花翎，六品以下者只能戴褐羽藍翎，也就是俗稱的“野雞翎子”了。清代的親王、郡王中賞戴花翎的，僅見于乾隆朝。當時順承勤郡王名叫泰斐英阿，因為當了前鋒統領，便向皇祖乾隆乞賜花翎。乾隆說，花翎是貝子之制，諸王戴了就會失制。軍機大臣傅恒就代為說情：郡王年幼，想戴花翎玩兒，以為美觀。乾隆這才答應了，同時賜給另一位皇孫三眼花翎，說：都是孫輩，以為美觀可也。可知當時諸王想皇上賜戴花翎，并非為了追趕時髦。

　　清代勛臣中，功勛卓著或恩寵有加者，才能得到皇上賞賜的雙眼花翎，比如賢相傅恒、權相和坤、福康安(傅恒之子)等。而且，清代定制，外任文職官員無賞花翎者。只是到乾隆朝，有一位叫方承觀的直隸知府，受到皇上特別眷愛，古北口大閱兵時，就特乞皇上賞戴花翎。此后，外任各省總督、巡撫等大員，也就屢有蒙恩賜花翎的事情。

　　外任武臣中，非軍功卓著不可蒙賜花翎。康熙時，福建提督施瑯收復臺灣，詔封靖海侯，子孫世襲，而施瑯卻上疏辭侯，懇請皇上賜花翎。當時，在外領兵的將軍、提督都還沒有賜給花翎的先例。康熙乃特旨賜施瑯戴花翎。可見在當時文武臣僚小目中，賞賜花翎比封侯還要榮耀。

　　正因為此，后來的清代文官對獎戴花翎特別重視。除軍功外，非“異常勞績”不得褒獎花翎，而且，限定每案不得超過三名。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因修皇族的族譜“玉牒”造成，提調官增慶被奏賞花翎，這是首開軍功之外的“別項勞績保翎”之例。從此諸如皇上山陵奉字、海運事宜、勸捐、抽厘之類，都相率保薦花翎。光緒初年，大保案迭興，加官加銜，各種新奇花樣不可勝舉，戴花翎者，滿街走了。

　　此時的花翎身價盡管已大不如前，但在吏部引見外地赴任低級官員時，在冠服方面仍有嚴格規定。若有花翎、藍翎人員，其翎管不準用白玉，若用翡翠或帶皮子玉者，都要以違例論處。

　　清末，捐例大開，用錢也可以買到花翎戴，保案內就再沒有保花翎者。最早用錢買到花翎的，是廣東洋商伍榮耀、潘仕成。二人各捐十數萬金，朝廷無力嘉獎，于是就破例賞戴花翎，一時榮之。鴉片戰爭中，就有捐翎之例：花翎每枝實銀一萬兩，藍翎五千兩；而且參照捐官之項進行折扣。這樣實捐銀較少，捐翎者遂多。咸豐九年(1859年)又改為實銀。不準折扣：花翎每枝七千兩，藍翎四千兩。到了后來，每枝花翎僅用兩百元就可以捐到。這是清代花翎之制的窮途末路了。

　　(摘自《中國古代服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