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壇主小傳】阮儀三，1934年11月出生于蘇州。現任建設部同濟大學國家歷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歷史文化名城學術委員會副主任。曾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遺產保護杰出成就獎，被譽為“都市文脈的守護者 ”、“歷史文化名城的‘衛士’”、“古城的守望者”。

　　核心提示

　　一個城市失去了個性就失去了魅力，城市的個性并非是由鋼筋混凝土構建的，而是由歷史、文化合成的。然而，縱觀當今祖國大地，城市中泛濫的淺薄、粗俗、煩躁和功利，使得眾多的城市失去了記憶。

　　每一幢年代久遠的建筑，都是一件記憶歷史的遺存，它們見證了塵世滄桑，歷史和民族的沉淀使之產生引力，發散魅力。

　　歷史古城，

　　國家和民族的驕傲

　　現代城市一步步地吞噬著歷史城市的傳統風貌，一些極富地方特色的街巷、宅院、居住群落,漸漸地被“呆板方盒式”的建筑、兵營式的“居住小區”所替代，到處林立的高樓廣場，千篇一律的花壇、草坪取代了原來充滿生活氣息的歷史街區和地段。一個城市失去了個性就失去了魅力，城市的個性并非是由鋼筋混凝土構建的，而是由歷史、文化合成的。然而，縱觀當今祖國大地，城市中泛濫的淺薄、粗俗、煩躁和功利，使得眾多的城市失去了記憶。

　　著名城市規劃師沙里寧說：“讓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人民在追求什么”。每一幢年代久遠的建筑，都是一件記憶歷史的遺存，它們見證了塵世滄桑，歷史和民族的沉淀使之產生引力，發散魅力。然而越來越多的舊街老巷，還有散發著傳統氣息的老房子，隨著大規模的城市建設、城市改造而迅速灰飛匿跡，在高樓林立、日趨格式化的都市里，它們消失的身影讓人們心生懷念。

　　城市的發展是無可非議的，地球在轉動，社會要進步，我們決不是要回到舊時代，然而我們失誤的是“不分青紅皂白全部拆除”，現在人們所謂的舊城改造就是拆掉舊房建新房，由于對那些珍貴的遺存，對歷史城市、歷史街區的價值缺乏認識，人們普遍缺乏必要的知識，缺乏必要的歷史文化修養，于是在“大發展”的浪潮下，我們過去的那些遺存、那些歷史的印記陡然消失了，而這種消失卻永不再生。在后來的書店里出現了不少的老照片畫冊，用老照片來定格那一張張城市的老面孔，立此存照以慰后人，然而消逝的城市記憶無法復原，毫無生命的老照片只能讓人們更加傷感。

　　馮驥才先生在《當代知識分子文化良心錄》里寫道：“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的巨變之后，從俄羅斯到東歐諸國都進入了經濟開放和開發的時代，但是他們并沒有急于改天換地，沒有推倒老屋和鏟去古街，沒有吵著喊著‘讓城市亮起來’；相反，他們精心對待這些年久失修、幾乎被忘卻的歷史遺存，一點點把它們從歲月的塵埃里整理出來。聯想到前兩年在柏林，我參觀過一個專事修復原東德地區歷史街區的組織，名叫‘小心翼翼地修改城市’，單是這名字就包含著一種對歷史文化遺產的無上的虔敬。于是，從圣彼得堡到柏林、華沙、布拉格和卡洛維發利，都重新煥發了歷史文化的光彩，并成為當今世界與巴黎、倫敦、威尼斯一樣重要的文化名城……在從布拉格回到維也納的路上，我暗自神傷，彷徨不已，因為我想到了我們的城市，我們的古城正在迅速地變為新城！”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許多歐洲的城市在戰爭中遭到嚴重的破壞，戰后對于一些歷史城鎮是重建舊城，還是清除掉廢墟造一座新城，兩種不同的做法，引起了人們的思考與爭論。其中波蘭華沙的古城重建，在歐洲發生了重要的影響。

　　關于華沙的重建，還要從戰前說起。當時希特勒準備發動侵略戰爭時，發出了瘋狂的叫囂說：多少天內消滅波蘭，幾個月內要席卷歐洲，一年內打到莫斯科。波蘭人很氣憤，但當時波蘭統治者又很懦弱與無能。出于對祖國建筑文化遺產的熱愛，華沙大學建筑系的師生們，集中力量把華沙古城的主要街區、重要建筑物都作了測繪記錄。戰爭一爆發，他們把這些圖紙資料全部藏到了安全的山洞里，房屋街道雖然毀了，但它的形象資料保存了下來。我們知道東歐六國是蘇聯紅軍協助解放的，蘇聯紅軍幫助這些國家重建了政權，這個蘇聯老大哥，當然充滿了救世主和太上皇的氣味，所以在重建華沙城市時，蘇聯人就拿出了城市規劃設計方案，要建一個嶄新的華沙。中心區是大廣場市政府，還有蘇軍紀念碑，主體建筑物照搬蘇聯莫斯科大學的樣子，高樓頂上一個尖塔，塔頂一顆光芒四射的紅五角星。這種樣子的房子，中國北京展覽館、上海展覽館以及武漢、廣州都有一座。華沙市政府當然得按這個方案實施，但歐洲人崇尚自由民主，許多市民聚集在市政府前議論紛紛，華沙大學的師生們把戰前畫的老城市圖紙拿出來展覽，人們越聚越多，并逐漸形成了一致的意見，不要蘇聯人搞的那個新城方案，而要恢復華沙原有古城的風貌，最終迫使政府改變了原來的決定。在城市的主要地段，按原來古城格局和所有建筑樣式進行建設。當恢復老華沙古城的消息傳開后，當時流浪在國外的華沙人、波蘭人一下子歸來了30萬。波蘭政府順應了人民的要求，組織他們投身于重建華沙的勞動中去，整個波蘭國家掀起了高漲的愛國熱潮，國家得到很快的復興，人民的家園得到重建，這就是戰后著名的“華沙速度”。華沙人為自己的古城能得到重建而自豪，華沙古城后來作為特例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而世界遺產一般是拒絕接收經過重建的東西，但華沙人民自發地起來保護自己的民族文化和歷史傳統，為世界所有的古城做出了榜樣，也確實對歐洲的古城保護產生了重要影響。

　　歐洲的許多國家，都把歷史古城看作是自己國家和民族的驕傲。被戰爭破壞的古城，大多得到很好的維修和恢復，如德國的波恩、慕尼黑，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等等，都重新呈現出原來古樸典雅的風貌。這些國家把恢復歷史建筑和保護古城，看作為重建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借此增強人民的自尊和自信，提高民族的文化素質和凝聚力。

　　記錄研究城市，

　　將城市的記憶留下

　　華沙的重建，依賴的就是華沙大學做的老建筑、老城市的測繪圖，這些就是城建檔案資料。它既是恢復老城的科學技術依據，又是動員人民、教育人民的重要歷史信物和宣傳資料，它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前幾年臺灣的連戰、宋楚瑜都回到大陸，他們是來尋根的，但他們所到之處——祖墳、小學、舊居，哪處不是新磚新瓦？哪里還有祖居和故鄉的遺跡？我們唱的民歌：“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即使外婆不在了，那條河仍在，那座橋仍在，就可以留住記憶。現在橋拆了，河填了，所有記憶的依存沒有了，故鄉情也就消失了。

　　我們著力地保護城市的歷史遺存，付出了心血，也就帶來了收益。像上海虹口區的提籃橋猶太人避難地，當時有激烈的爭論，因為這里是上海新規劃方案中北外灘所在，房地產熱衷之地。2003年確定為保護區后，在全世界反法西斯組織60周年時，有一批當年避難在上海的猶太老人重返故地，他們老淚縱橫，訴說著當年的情景和由衷的感激之情，他們從這里找到了自己生命中那段最刻骨銘心的記憶。好幾家猶太籍財團希望投資于此保護與開發，那些原本要拆房的開發商們也改變了態度，這些猶太人的住房、猶太教堂、當年猶太人開的小店和咖啡館，就是城市記憶的載體。

　　我國著名的蘇州園林、揚州園林以及蘇州、揚州的古民居得以很好的保護和修繕，蘇州園林成為世界遺產，其中重要的貢獻應該歸功于陳從周教授以及其他專家的辛苦和卓識遠見。陳先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帶領同濟大學學生認真調查、測繪了這些園林和古民居，寫了《蘇州園林》、《揚州園林》、《蘇州舊住宅》等著作，八十年代后的保護整修全靠這些珍貴的資料。

　　陳先生在給我八十年代出的《古城留跡》這本書的序言中就指出要非常重視資料的積累，而做這些事要“腦勤、手勤、腳勤，三勤應之。中國歷史之久，幅員之大，近數十年來變革尤速，此三端余深見及焉。過眼滄桑，動人幽思，時有興感，故余用心史跡記錄，而儀三深解余意，以堅強之毅力，作艱苦之調查，筆之、圖之、考之，存此數十古城之舊貌，有心之人，實學之士也。治史貴有史料，史料無之，則史論焉從，且城市之史其現狀之圖照記錄，更應翔實……至于觀一城之嬗變，古跡之流連，鄉土之熱愛，大有助于名教也。”陳先生把記錄研究城市提高到愛城市、愛祖國和人民的高度來認識，這段話特別值得我們從事城市歷史檔案資料收集整理、研究的人員領會。

　　這幾年來世界遺產的申報也熱得很，表面上似乎是很重視要保護珍貴的遺產，但一涉及到具體的項目，具體的運作，就完全暴露出功利性的目的。申報遺產是手段，是口號，而實質是為了造名氣，發展旅游，獲取經濟利益，而官員們則為了取得功績，可以升官，因此保護口號往往只是幌子，而運作起來全有明確的目標。就拿著名的麗江古城來說，保護好了確實取得了很大的旅游效益，但是卻不去重點宣傳教育：它留存了祖國優秀的文化遺產，是經過七級大地震而沒有被摧毀的城鎮，是中國古代人民創造的傳統木結構體系建筑，呵護了麗江古城，這是中國自古以來獨特的、優秀卓絕的創造；中國山西的應縣木塔，天津的獨樂寺觀音閣都經歷了多次地震仍巍然完好聳立。

　　保護這些遺產僅僅是作為旅游的景點嗎？僅僅是賣點門票？保護歷史遺產不只是為了賺錢，這中間保存有高超的科學技術，有人與自然和諧的真理，有高超的藝術創造。而我們現在大學里的建筑系、結構系的學生們也不學木結構了，古代的斗拱、梁架也少有人去鉆研了，全都熱衷于外國雜志，崇拜外國建筑大師，為迎合市場需要而學習他們認為有用的，可以用來賺錢的知識。歷史傳統全被功利需求所淹沒，我們今天如不留存這些實物和資料，我們的后代就全不知道了，而其中肯定有今天還不為人知的科學和技藝秘密。

　　保護歷史文化遺產，

　　要與國際接軌

　　遺產是要保護，保護對城市發展有利，現在這個觀念已逐步為人們所認識。對于城市，建筑文化遺產是城市發展的重要資源，心里都知道是好東西了，因為保護了歷史建筑后，它們的實際效果已經呈現。這樣又出現了另外的負面效應，很多人只看到保護后它所得來的經濟利益，這些遺產是發展旅游的資源，因而保護的出發點就是為了賺錢，也就看重功利。他們往往急于求成，或者是殺雞取蛋，或者是做表面文章，結果適得其反。這種例子太多了。如1986年北京的琉璃廠拆掉了原來明清留存下的老街，而新建了一條仿古文化街，它一建成全國各地引以為榜樣，許多的古城都建了明清一條街，以為這就是保護了；還有更可笑的是江蘇某地建了“ 漢街”，豈不知唐代以前中國城市中還沒有出現商業街這種事物，到宋朝才從固定的商市發展出街市。

　　很多名城早年拆掉了城墻，最近又紛紛地重新修筑，這是背離了保護原則，就是造假。上海就曾經提出過要重新打造一個老上海，報紙上還大字標題地登載。有些人只看到旅游很旺，也受人們歡迎，要知道這是誤導。對于偽劣商品大家都深惡痛絕，但造假古董、造洋古董卻大行其道，這只能說明我們的文化觀念很缺失，在這個問題認識上很畸形。

　　對于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我們要與國際接軌，要遵守世界上共同遵守的原則，那就是要有原真性、整體性、可讀性和可持續性。這就是科學、合理與誠實，遺產保護是如此，我們做檔案資料工作也同樣的要科學、合理，忠實于事實，而不是受外界或個人因素影響而喪失原則，同時也要原真性，就是要認真、實事求是。

　　我曾經是八十年代初全國地方志編委會成員與專家顧問，后來我不同意那時風行的假大空，不記災難、錯誤，只歌功頌德的做法，就不參加了，這種情況至今還沒有得到根本改變。很遺憾，這是一代文風問題。我現在寫一點東西，如《護城記實》、《古城筆記》，真實地記述一些保護城市遺產的困難與歷程，好壞都是事實，自有后人評說。 (本報記者陳曉春根據阮儀三2008年在上海城建檔案館講座的講稿編輯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