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夢》中的性成本與性謊言
新版《三國》剛剛演完,李少紅的新版《紅樓夢》接續上映,關于古典名著的改編永遠是個熱門話題。本文探討《紅樓夢》中的風月描寫,或許是我們觀劇之余可以思考的問題之一。
少年時讀《紅樓夢》,不解“送宮花賈璉戲熙鳳”一回,賈璉根本沒露面,又如何戲了熙鳳?“只聽那邊一陣笑聲,卻有賈璉的聲音。接著房門響處,平兒拿著大銅盆出來,叫豐兒舀水進去”。后來看脂批,才知這是曹公曲筆,蓋寫鳳姐為人,萬萬不可少了“風月”,然又不能直寫床笫,不雅且唐突佳人,才用了“柳藏鸚鵡語方知”的筆法。
如此委婉的性描寫在今天的小說中怕是再也看不到了,不僅因為當代讀者的口味越來越重,更因為有關性的觀念與實踐都發生了根本改變,在《紅樓夢》中,侍女開門舀水,讓人得知房事甫畢,從丫鬟示意、來者回避等情節,可以看出,主人成其好事,下人們都心知肚明。由此可以理解,為什么那些偷情行為總會有知情者導致東窗事發,因為在富貴人家的深宅大院中,即使夫妻房事也無法做到完全私密。
我想這就是波斯納在《性與理性》這部著作中所說的“性的成本”之一種體現。作者稱自己的抱負是提出一種性態理論,包括人們對性的態度、習慣以及實踐的多層次的考察。波斯納并不是象牙塔中的蛋頭學者,他強調書中的理論都是非形式化和非技術化的,因為關于哲學史對性的論述并不豐富,歷史中的人們在這個問題上疊加了過多的成見和迷思,現代人性經驗的膨脹還沒來得及得到反思,就造成了大量法律和道德問題,結果僅僅對事實進行有效描述都成了困難稀缺的事。“成本”的提出非常有趣,我相信這是作者在法律界多年經驗啟發下發現的進路,當性這一通常被貼上道德、情感、甚至各種神秘體驗標簽的領域,用經濟學的分析更能呈現出邏輯脈絡的時候,或許這就是現代性內化于個體的明證。
用成本觀念考察《紅樓夢》中性事,或許可以推測,鳳姐對“風月”的愛好其實很有限。賈璉極好色,又正當壯年,在性方面的要求一定不少,男子行動自由,富家公子哥兒少不了在風月場中應酬,日常來往的賈珍之流也都不是省油的燈。若論性實踐方面的開放大膽,真正的貴婦怕是少有能放下架子變身蕩婦的,記得在維斯康蒂的電影《豹》中,薩利納親王抱怨自己雖已兒女成群,卻連妻子的肚臍都還沒見過呢。在《紅樓夢》中賈璉要求的一些新奇的做愛姿勢,鳳姐大概想都想不到,但也要盡量迎合,這在書中已有交代。鳳姐后來得了血崩癥,不知是不是和疲于應付丈夫的性需求有關,但可以肯定,體力和健康的衰退會讓丈夫失去“性趣”,沒有子嗣的現實更使夫妻性關系趨于緊張。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按傳統中國社會的常理,這時候丈夫可以合理合法地同其他女人發展性關系,鳳姐分出大半精力來抓奸,除了妒悍的天性,更多出于失去地位的恐懼。
縱觀鳳姐一生,可能很少享受過真正的性愛快樂,一邊勉為其難滿足先鋒主義丈夫的性需求,一邊提心吊膽地抓奸防患,結果是更加惡化夫妻關系。通常再糊涂的人考慮成本問題的時候頭腦都非常清醒,聰明如鳳姐,卻對性成本的分配沒有一點兒把握能力。通房丫鬟平兒本是鳳姐親信,卻被又擠又防,難得與賈璉親近,對外人尤二姐,更是置之死地而后快。從男性角度看,鳳姐成了馬不停蹄煞風景的悍婦加怨婦,賈璉休妻之說開始可能虛張聲勢,后來就真的冷下心來。而鳳姐的確有種掩耳盜鈴的天真,認為不發生在眼前的就是不存在的,殊不知在男人的欲望世界永遠有一撥接一撥的后來者,如何剿殺得干凈呢。
小說中的鳳姐做下“白晝宣淫”的欲女名聲的確有點冤枉,這和當時性事發生的條件有關。私密性也是性成本的重要一面。比如在80年代的中國,房間就是房間,住房面積的緊湊不允許過細的分工,“臥室”、“客廳”的概念還是很稀罕的,在那種老式六層樓中,所謂“廳”也就是房間之間的連接,空間很小,絲毫不具備待客功能,客人來訪,大喇喇地坐在床邊是很自然的事。新型住房空間的功能有了明確劃分,作為公開活動區的起居室更強化了臥室的隱秘,主臥室內的盥洗室徹底避免了“出門舀水”的尷尬。臥室的專門功能使它的色情意味增強了,“房”越完善,“房事”似乎應該越甜蜜。廣告時常暗示人們,充滿情趣的居家布置更能激發夫妻情愛,有一則床上用品的廣告語是“有你更戀家”,聽起來很可笑,指望一床絲絨被就能拴住男人心的想法不比鳳姐更加幼稚?
然而回到性成本這個問題上,這種邏輯果然幼稚么?假定相對穩定的空間是性關系持續發展的前提,那么空間成本必然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一個人的性選擇,也就是說,用一輩子的積蓄買一處住房的人沒有條件支付第二次婚姻,出軌的男人為了溫暖的熱炕頭留下來的事每天都在發生。
不幸的是,與此同時,制約性關系的其他成本正在大幅度下降,新的通訊理念讓人們在網絡上結識千千萬萬陌生人;舊情人、老同學一個電話就可以相聚;為短暫性交提供的臨時空間非常容易獲得,各種消費標準的都有,據說在學院周邊,已經出現很多專門供窮學生短暫歡愛的“小時房”……現代社會在性方面對人的誘惑,早已遠遠超過創世紀時代那個惹禍的蘋果。在《性與理性》這本書中提出了一個有趣的觀察,很多社會的道德標準傾向于減少最好是消除婚外性行為,但婚外性減少的根本前提是婚姻成本低以及成立和解除婚姻容易,婚姻也就成為一紙性交契約,這無疑又會侵犯道德習慣中另一個重要指標。事實是婚姻再也無法統攝人們的性實踐,它所做的,只是像鳳姐那樣,殫精竭慮殺滅它能看到的,假裝它沒有看到的都沒有發生。福柯寫作《性史》,挑戰的正是這種奇特的現代迷思,即人們愿意相信合理的性事只能發生在父母的臥室里,卻無法解釋為什么中產階級道德倡揚的美好家庭倫理總是與各種形態的謊言相輔相成。今天的我們仍在面對這個尷尬的難局,或許所能所做的,只是觀察,盡量少炮制任何形式的圣言與謊言。
□鬼今(北京 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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