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9月3日電 題：名士周玨良：為什么被認為“最有資格”搞比較文學？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 徐天

　　同為北外曾經赫赫有名的“一老二公”，相較許國璋盛名在外的“許國璋英語”、王佐良的著作等身，周玨良并不算學術界的活躍分子。

　　王佐良曾說，搞比較文學，建立普遍詩學，周玨良是最有資格的，因為學外國文學的沒有他中文根底深，學比較文學的沒有他外文修養好。

　　周玨良曾說，自己就是翻譯界中一個“打雜的”，這個“雜”字，或許就是他一生的某種寫照。

　　“博雅之士”

　　天津周家顯赫而特殊，周玨良的曾祖周馥官至兩江總督、兩廣總督，叔祖父周學熙是北洋政府財政總長，父親周叔弢是著名實業家，1980年代曾任全國政協副主席。

　　周玨良十兄妹在書香中長大，家中樓下有兩大間書房，收藏著古籍善本，那里是禁地，孩子們不能隨便出入。三樓的三大間書房則完全向孩子們開放，屋中擺設像圖書館，書箱頂天立地。周叔弢規定，年終每個孩子都可以開出一個想要采購的書單，有求必應。

　　周玨良的國學水平是同齡人中的翹楚，不過，與大哥周一良進入燕京大學歷史系學習不同，周玨良最終選擇了英美文學為終身專業。

　　周玨良1935年進入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這一班學生中，王佐良、許國璋、李賦寧和他日后都成為了新中國外語教學界泰斗。

　　從二年級開始，他們要學縱橫兩個系統的課程，縱的方向有古典文學、中古文學、文藝復興文學、18世紀文學、19世紀文學、現代文學，橫的方向有詩歌、戲劇、小說和語言史等。中國老一輩的德、法、意大利乃至印度、希臘文學專家很多都是清華外文系本科出身，就與它這個全國無二的課程規劃有關。

　　這個課程規劃，是曾任代理系主任的吳宓參考哈佛大學比較文學系的培養方案設置的。他明確提出，培養目標是造就“博雅之士”，使學生了解西洋文明的精神，諳悉西方思想之潮流，創造今世之中國文學，匯通東西之精神而互為介紹傳布。

　　周玨良說，雨僧(吳宓的字)師對外國文學的眼界是很闊大的，在制定這個課程規劃中起了關鍵作用。他本科畢業后師從吳宓，在西南聯大做研究生。吳宓是中國比較文學的開創者之一，這可能也是周玨良日后從事比較文學的一個緣起。

　　翻譯界“打雜的”

　　新中國成立后，周玨良從芝加哥大學留學歸國，進入北京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擔任教授。但很長時間里，他連文學課都很少有機會教，多數情況下教的是語言，而且還數次被外交部借調去擔任翻譯。

　　后來成為他弟子的王斑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與北外多數教授的英式發音不同，周玨良講一口純正美音。

　　他常常是被突然調走的，有時說明讓他去干什么，有時什么也不說，走多久也不知道。回來后他也遵守紀律，守口如瓶。他給毛澤東做過口譯的事，就是在毛澤東去世后他才告訴夫人方緗的。

　　抗美援朝后期，他被調到朝鮮，參加朝鮮停戰談判的翻譯工作。他在志愿軍代表團秘書處的專家組，組里還有北京大學物理系副教授、后來成為“兩彈一星”元勛的朱光亞等人。第二年冬天，他才穿著一身志愿軍的棉軍裝回家。

　　有一年冬天，他隨劉少奇去開莫斯科會議，留下一張在雪地上的照片。中共八大邀請了很多外國政黨代表團和記者參加，他擔任大會同聲傳譯。1961年，陳毅率團參加日內瓦會議，他隨團前往。這是他外出時間最長的一次，將近兩年。

　　后來周玨良告訴方緗，做政治翻譯尤其是口譯很難，有些外國首腦說話有口音，他開始做口譯時曾遇上一個印度代表團，說話難懂極了，而中國領導人的外交辭令及語氣又需要找到合適的詞匯以把握分寸，聽、記、想、說要同時完成，這種工作年紀一大就干不了。

　　李肇星1964年從北大畢業分配到外交部，進入北外的高級翻譯班學習，教英語寫作的是周玨良。在他的記憶里，周老師人長得瀟灑，英文寫作更瀟灑。

　　有一次，李肇星寫了一篇關于國際時局的文章，周玨良在改文章時告訴他，有些詞用得不是地方，外國人讀了不會喜歡，甚至會覺得莫名其妙。李肇星有些尷尬地辯解：“老師，我以前讀小說、劇本之類的東西多些，看國際形勢方面的東西太少。”周玨良打斷他的話說：“小李，這樣說就外行了。如果文學讀得透，用好政治詞匯應更不在話下。”多年后，已成為外交部長的李肇星回憶：“周玨良先生這番話，使我在此后的學習中受益匪淺。”

　　1975年，周玨良從北外調入外交部翻譯室，擔任副主任。那時他已年至花甲，不再擔任口譯，主要參與了《毛澤東詩詞》、《毛澤東選集》第五卷和《周恩來文選》上卷英譯本的定稿工作。

　　他曾自嘲，數十年來自己是翻譯界中一個打雜的，口譯、筆譯，政治、文學，外譯中、中譯外都搞過，都沒有專門搞；對文學理論有興趣，因之對翻譯理論也經常注意，可也沒有專門搞過。

　　1980年，周玨良離開外交部，回到北外。學生甘揮挺記得，他說自己身處官場終不自在，在書海中才如魚得水。

　　倘然適意，豈必有為

　　80年代，當遲到的學術春天來臨，王佐良埋首書桌，他留下的38部著作中有32部寫于1980年之后。周玨良則不然，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不會給自己規定每天寫多少字的大計劃，只是悠哉地過著閑適日子。

　　有一陣，周玨良答應要照著《唐詩三百首》的樣子寫《英詩三百首》。雖是答應，卻總沒有動筆，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年，《英語學習》雜志約他每期寫一篇，他才寫了8篇。

　　王佐良曾回憶，年過70歲的教授里，一直為本系學生開基礎性文學課的只有周玨良一人。課程只是簡簡單單的“文學分析”，他喜歡蘇格拉底式的交流，挑選若干首詩和一二部長篇小說，提出問題，讓學生思考、分析，而他的插話和評論總是要言不煩。

　　“二公”是一生知己。王佐良說，與周玨良在一起感到舒服，兩人經常一起買書，買完了找家飯館一起喝酒吃飯。1946年夏他剛從昆明回京，周玨良用一上午時間帶著他在門框胡同一家家吃北方早點。那些日子他們總在一起走路，邊走邊談，也不怕路遠，有時就在學校附近的田野里轉著大圈子，有說不完的話。

　　書法是周玨良一生的愛好。他常常自己磨墨，找一張毛邊紙，信意寫上一首詩詞，有滿意的才收起來。夫人方緗說，他的字文雅漂亮，不媚不俗，不虛張聲勢，字如其人。他的工資要養家糊口，只能靠少許稿酬力所能及地藏墨，一次花三五元，零零碎碎攢了100多塊墨。他專門收集過去不為人們重視的婺源墨，只是這墨哪怕再小，上面也會有精致的雕花和刻字。

　　夫人方緗說，丈夫在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中是一個幸運者。他歷史清白，與人為善，政治運動幾乎都沒有沖擊到他。他心里干凈，無論什么事，他都能坦蕩、豁達地面對，少有愁悶。

　　他愛小酌，黃酒、啤酒、朗姆酒，有什么喝什么。上完課后，他常在校門外的小酒館里獨酌。學生們都碰上過，有時也陪他喝一點，天南海北地聊天，從西南聯大舊事聊到文學詩歌。

　　他喜歡美食，總有好胃口。小時候家中講究，吃淮揚菜，長大后，他到哪里都四處發掘好吃的。國家越來越重視知識分子，開始每月為老專家發放100元補貼，家人都想著這下他可以每月下一次館子來滿足口福了，可惜這制度還沒來得及實施，他就去世了。

　　他走得干脆利落。1992年10月16日清晨，他突然說胸悶，不到5分鐘，急救車、大夫都未趕到，他便離開了人世。

　　老友冰心聽到消息，送來一張短箋：“玨良走了，丟掉沉重的外殼。”大哥周一良寫了挽聯：詩精中外，書追晉唐；生也悠游，去得瀟灑。

　　晚年他因學術寫作曾研究晚唐名家司空圖的《詩品》，他告訴女兒周啟朋，詩有性格。

　　周啟朋問道，那你是什么性格？他指了指《詩品二十四則·疏野》：“惟性所宅，真取弗羈。拾物自富，與率為期。筑屋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他說，這就是我。(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