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26日電 題：通過孟子思想可透視古今與未來

　　作者 珍妮·希普利 新西蘭前總理，孟子公益基金會顧問主席團聯席主席

　　我并不是研究儒家思想的專家，但我對孟子思想的歷史、發展和運用十分感興趣。我認為，通過孟子思想，可以透視當今社會的諸多機遇與挑戰。正如新西蘭的毛利俗語所言，“我雙眼注視著過去，倒退著走向未來”，我們可以通過孟子思想以古鑒今，開創未來。

　　當今世界亟待解決的三個主要問題，一是領導力如何適應未來形勢，二是亞太地區合作對全球發展有何借鑒，三是如何應對AI等新技術及其帶來的全球性挑戰。孟子思想可以為解決上述問題提供智慧。

　　領導力與未來

　　高效的領導力能夠解決競爭中存在的問題，實現共同理想，對人類的未來十分重要。孟子提出“性善論”，認為人性本善，猶如“水之就下也”，要求統治者要“講仁愛”“重民本”，引導民眾成就美德，成為向上向善之人，實施“仁政”，造福蒼生，努力實現“天下定于一”“萬物歸于仁”的社會美好理想。

　　如果能將孟子思想施用于當下，那么在做出可能會產生重大影響的決策之前，人類社會的領導者會努力“自省”與“自我提升”。這就要求領導者注重責任、職業操守和道德領導力，這樣才最有可能建設一個安全和繁榮的國家，讓公民尊重領導者并愿意做出貢獻。

　　孟子的“仁政”思想在倡導發展經濟的同時，進一步倡導領導者以仁愛和正義之心對待人民。他認為，當領導者關心公民的福祉，將道德治理作為優先事項，并得到人民的充分理解時，就能培養人民對國家的信心與忠誠，實現國家的和平和長期穩定，這些價值觀至今仍備受推崇。

　　孟子說：“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社會穩定的基礎在于家庭。孟子強調家庭作為社會基本單位的作用。今天，許多國家的社會關系支離破碎，這來源于家庭破裂、失調及其對社區的影響。我們必須承認，盡管現代家庭是多元的，但關注家庭價值觀和社區建設仍將使社會受益，從而有助于修復和加強自身結構。

　　儒家思想仍然適用于全球體系的組織和治理。儒家思想尊重權威，而在現代社會，這些“權威”來自于全體人類共同商定的“框架”，只有所有人參與其中并尊重“框架”中機構的約束，這一“框架”才能成功運作。因此，對于國家而言，需要尊重全球運行的“框架”與各種機構的權威地位，同時也要在全球義務與主權獨立中尋求平衡，正如孟子“中庸之道”所揭示的那樣。

　　孟子說：“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仁者愛人，必然得到人們的愛戴，禮者敬人，也會贏得人們的尊敬。孟子認為，人們的差別不在于富貴貧賤，而在于能否保持高尚的道德，即做“仁者”，君子“以德服人”。

　　過去數十年間，包容成為全球發展的主旋律，為世界大部分地區帶來前所未有的經濟繁榮與安全。如今，全球正面臨對抗與合作之間的抉擇，氣候變化、全球債務、國際沖突、貧富差距等問題十分棘手。值此關鍵時刻，我們需要敦促所有國家避免采取可能導致意外后果的行動，開展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挑戰。當今世界變局之中，可借鑒孟子“反求諸己”的智慧，通過開展對話、相互包容和理性決策來彌合分歧。

　　在我看來，在世界范圍內施行“中庸之道”，無需各國步伐一致，而是尋求達成共同理解，這對領導力提出了現實要求。

　　亞太合作的經驗

　　亞太地區擁有全球60%的人口，東方文明在這一區域占主導地位，但這并不妨礙擁有不同文明和社會制度的國家，在這一地區實現建設性溝通與合作。如中國與新加坡就將儒家思想納入其社會治理模式，以平衡經濟增長、增進社會凝聚力和推動國家現代化。太平洋國家也有著緊密的文化聯系，重視共同的價值觀，太平洋島國論壇(PIF)鼓勵成員國之間相互合作，促進共同繁榮。亞太經合組織(APEC)則將亞太地區大大小小、擁有不同文化傳統的國家凝聚在一起，通過合作，共同致力于實現地區繁榮。東盟(ASEAN)的成功也十分類似。

　　從個人經歷出發，我認為亞太地區各項合作的成功，均有東方思想的助力，尤其是孟子思想所倡導的領導力。通過追求和培養富有同情心、公正和負責任的領導力，這些古老的思想對于推動本地區的現代化具有現實意義。亞太地區的成功業已證明這一點，且亞太地區未來很可能繼續成為全球發展和增長的引擎，因此我希望該地區的國家能將互利合作作為地區發展的動力，避免分裂。

　　人工智能的挑戰與應對

　　在考慮人工智能對未來的影響時，我一直在思考孟子思想可能提供的啟示。我認為，當下人工智能的發展框架中，缺少了孟子所強調的人性、道德責任和仁愛之心。

　　孟子的思想啟示我們，整個人工智能領域迫切需要致力于以人為本的研究開發；需要制定規則和指導方針，從而確定人工智能的道德管理和透明問責；行業領導者必須在人工智能的算法設計、控制及關鍵決策中承擔道德責任；公共和私營部門需要教導民眾相關知識，并努力就私人數據的使用達成共識。孟子的中庸之道，對人工智能的發展及其發揮作用的環境至關重要。雖然人工智能可以帶來效率和優化，但領導者必須確保它是對人類決策的補充，而非取代。盡管人工智能領域的發展潛力無限，但人類迫切需要在效率與監管之間達成平衡。

　　回到孟子的“性善論”，在發展人工智能的過程中，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作為產品的人工智能可以繼承人性之本善。人工智能本質上無關好壞，它所帶來的影響完全取決于使用者和開發者。故而使用者和開發者必須承擔起責任，確保其發展不會超越人類思考的范疇。與此同時，公共機構的監管也應迎頭趕上。否則，我們只能寄希望于相關行業在以人為本的價值觀基礎上進行自我監管。

　　孟子的思想提醒我們每個人都有領導的義務，同時提供了一個道德和倫理框架。這個框架具有現實意義，敦促我們將人類價值觀、道德考量以及對正義、同理心和責任感的承諾發揚光大。

　　總的來說，領導不是少數人的責任，我相信每個人都是領導者。在承擔責任、面對諸多挑戰時，我們可以從孟子身上學到很多。如果每個人都從自己的位置出發引領社會，就能產生深遠影響，造福世界人民。

　　在我們塑造各自文明的同時，我想起了毛利文化中的一句珍貴諺語，“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是什么？回答就是‘He tangata，He Tangata，He Tangata’——‘是人，是人，是人’。”我們很幸運，能夠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學習他們的遠見和智慧，但接下來要做的，將決定我們能否像前人一樣，為發展不同文明作出貢獻。我相信，決定這一代人貢獻的不是我們已經做了什么，而是接下來要做什么。(完)

　　作者簡介：

　　珍妮·希普利(Jenny Shipley)，新西蘭第三十六任總理(任期1997年至1999年)，也是新西蘭第一位女總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