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北京11月27日電 題：中國傳統文化如何理解“人”？

　　——專訪吉林大學人權研究院研究員李龍

　　中新社記者 孔任遠

　　“中華典籍中的人權理念”國際學術研討會日前在湖南大學岳麓書院舉辦。圍繞相關話題，吉林大學人權研究院研究員李龍近日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時指出，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權思想，不能簡單套用西方人權觀念的框架，更應關注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的思維邏輯，理解中國傳統文化關于“人”的深刻認識。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有人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不存在人權思想，您對此怎么看？

　　李龍：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權思想，不能簡單套用西方人權觀念的框架，更應關注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的思維邏輯如何理解“人”，以及中華文明對于“人”的理解是建立在何種思維基礎之上的。

　　綜觀已有對中國傳統人權思想的研究，基本包括這樣幾種路徑：

　　首先，從現代人權概念及其相應的制度設計和法律保障等形式出發，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神權、君權、族權和夫權，但不存在人權思想。

　　其次，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豐富的人權思想萌芽，但還沒有明確的人權觀念。

　　再則，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著獨特的人權思想，并從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不同思想流派的論述中去挖掘其中蘊含的人權思想。

　　這三種闡釋框架都沒有完全擺脫現代西方人權觀念的影響，沒有從中國傳統文化自身的思維邏輯出發思考。即便是現代西方的人權概念也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很晚近的產物，是理性主義、啟蒙運動、法國大革命等思想和現實的運動共同交織在一起才產生的概念，其前提就是對“人”是什么這一問題的理解。用哈貝馬斯的話講就是“主體性原則確立了現代的文化形態”。

　　所以，我們應跳出現代西方人權概念的解釋框架，也嘗試著以升華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人權思想觀點進行羅列和分類的研究模式，從中國傳統文化自身出發，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思維框架之內，尋找其對“人”和人權的本質認識。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人權思想，是中國式人權文明的重要思想基因，深刻影響著當代中國的人權理念、人權制度以及人權實踐。所以，問題不在于中國傳統文化中是否有人權思想或者到底有多少現代人權思想的萌芽，而在于中華文明對于“人”的理解是建立在何種思維基礎之上，這一思維范式能夠為現代人權話語體系創新提供哪些思考，能夠打開一個什么樣的思想空間。

　　中新社記者：中華文明是如何理解“人”這一問題的？

　　李龍：葛兆光在《中國思想史》中說：“古代中國的主流思想世界的中心，就是在論證和建構這種解釋的系統：它需要說明，天地的空間和時間格局，帝王與帝國的政治結構，人間的社會倫理道德，自然的萬事萬物，是如何完美地被納入這一秩序中的”。這一秩序得以建立的根據就是“天”。“天”在中國古代思想中，不僅是終極思考，還是一種解釋框架，宇宙、天地、自然、社會、人事的秩序和規律，都是依托于“天”而建立起來的。絕地天通的故事，“是有關中國古代巫覡最重要的材料，它為我們認識巫覡文化在古代中國政治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關鍵的啟示。天，是全部有關人事的知識匯聚之處”。巫覡文化是早期中國文化的基本形態，奠定了中國文化的根基。

　　所以，中國文化對人的理解，不是就人談人，而是要放在天人關系的框架內進行闡釋。這樣的話，中國古代人權思想就包括了三重內涵。

　　首先，天運行的規律是天道，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月山川，天地萬物都是道之文也。其中蘊含的是生生不息的生命精神。在從天到人的秩序結構中，其間是化生萬物、生生不息、元氣淋漓生命的包容和創造精神。“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所以為大也”(《禮記·中庸》)。這也構成了我們所理解的人類的文明精神。

　　那什么是“文明”呢？劉勰《文心雕龍·原道篇》說得非常清楚。“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仰觀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兩儀既生矣。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這是中國人對文明問題和人的問題的獨特理解。有了人，天地之道才真正地彰顯出來，也即是“文明”。

　　其次，在這樣的宇宙秩序和文明的視野中，正如美學家宗白華所說：“中國哲學是就生命本身體悟‘道’的節奏。‘道’具象于生活、禮樂制度，‘道’尤表象于‘藝’，燦爛的‘藝’賦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給予‘藝’以深度和靈魂”。在現實的日常生活中，古人強調敬天、明德、知禮。因為禮本身就是從祭祀儀式演化出來的一套規則系統，圣人制禮作樂，亦是如此。治定功成，禮樂乃興。這也就是《禮記·樂記》所說的：“禮以道其志，樂以和其聲，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禮樂刑政，其極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禮由外作，樂自內出。四位一體，才能讓社會治理符合天地之道，規范、有序、和諧。

　　既然天地萬物是生生不息的系統，人的有限性在這種生生不息的無限性面前，便獲得了永恒的意義。“萬物并作，吾以觀復”。無論是對人的思考，還是禮樂制度的設計，抑或不同文明之間的關系，都是要上下、天地合德。所以，在個體層面上，中國文化注重的是個體人格的培養和生成，體悟、把握道的節奏，治歷明時，正位凝命。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中新社記者：我們應怎樣理解中華文明對現代人權話語體系構建的意義？

　　李龍：人權是現代概念，但也是涵蓋了哲學、法學、史學、政治學和倫理學等諸多學科的復雜概念。有學者認為，人權屬于法律發明和體制建構。有學者從哲學基礎的角度，將人權思想分為自由主義人權思想、社群主義人權思想、國家主義人權思想、馬克思主義人權思想、儒家學說人權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人權思想六種理想類型。也有學者提出了文明相容的人權觀。

　　對人權的理解往往和文化相對主義相糾纏。這種糾纏的背后體現的是東西方話語體系之間的對立或差異，更進一步說，是東西方不同文明理念導致的結果。如何面對人權概念的普遍有效性和特殊性之間的張力關系，是人權研究必須深入探究解答的重要課題。

　　中華文明對現代人權話語體系構建的意義就在于，對于人權問題的理解，其實涉及到的是對人之存在，人之價值乃至人類理想、宇宙秩序、文明圖景的重構，如何把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的這種文明精神同馬克思主義相結合、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充分借鑒人類優秀文明成果，構建體現時代精神、契合全人類共同價值的當代中國人權觀，是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的重要組成部分。(完)

　　受訪者簡介：

　　　李龍，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副院長，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研究員暨哲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大學人權研究院研究員。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兼職中華美學學會馬克思主義美學專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吉林省電影家協會副主席兼理論批評工作委員會主任等。發表學術論文五十多篇，出版學術專著五部、譯著一部，主編、合著十余部，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子課題等各類項目10余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