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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湖北省孝感市中級人民法院發文,免除了馮繽助理審判員職務。妻子工作10年卻被辭退,身為法官的馮繽為幫助妻子維權,穿著法袍多次上訪,引起社會廣泛關注。有人將其遭遇看作法律的悲哀,也有人認為,馮繽的“執拗”表現了他對法律的信仰,值得肯定。(7月27日《中國青年報》)
法官自身難保,法律公信從何談起?
馮繽的另類舉動是對他所在法院不尊重職工權益、不尊重法律的辛辣諷刺。而法院因為馮繽穿著法袍上訪,就對其痛下“免職”殺手,只會讓馮繽夫妻的處境更加艱難,讓法院公信繼續貶值。盡管法院可以百般辯解自己不是在打擊報復,也可以搬出《人民法院組織法》《法官法》等多種紀律規定說事。但是,一家連自己職工的權益都能侵害,涉嫌以權壓法的法院,如何公正執法,實在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
馮繽失去了法官身份,再想穿著法官袍上訪已無可能,法院也不會再為馮繽穿法袍上訪“丟面子”擔憂。但是,法官自身權利都無法維護,法律公正又從何談起?對此,不僅涉嫌打擊報復法官馮繽的孝感中院應該深刻反思,檢視相關行為的合法性、合理性,上級主管部門也應該及時介入調查,不能袖手旁觀。否則,馮繽的悲劇不僅是一個另類維權法官的悲劇,更映襯了一些地方現代法治進程的悲哀。胡藝
如何看待“法官穿法袍討說法”
法袍本應是法官權威的象征,是彰顯公平與正義的服飾。但是現在,卻成為公民維權的籌碼和道具,這種行為藝術成為公民維權的一種隱喻,與公民維權之難的感同身受產生了不少的共鳴和情感共振,并讓人感到了沉重:“守護神”的維權之路和權利救濟尚如此之難,普通民眾又情何以堪?
就如有人所說,不公平是一些社會領域的常態。但要想讓人們在遇到不公平后對這個社會還抱有希望,那就必須能讓弱者能夠花費較少的成本來維護自身權益,這是樹立社會公平的必要條件。公民,尤其是那些“小人物”的維權成本越低,越有助于促進公民社會的生長和勃興。而從被還原的“普通上訪者的悲情”影像,到現在的“非典型上訪者”的維權之難,讓我們看到的卻是無比的沉重。
馮繽說,自己這樣做既是為了家人,更是為了自己一直以來的法律信仰。“我就是要用我的經歷告訴全社會,不是所有上訪人都有精神病,不是所有上訪人都沒有冤屈而無理取鬧,不是所有上訪人都不懂法律。”就像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曾說的那樣:在法院之墻“外面的”某處,流傳著公共輿論的潮流和趨勢,它們輕拍著法庭之門。無論如何,“非典型上訪者”的行為藝術維權事件,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因為,它傷害的,不僅是公民的權益,還有公民對法律的信仰。石敬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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