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稱中國文化對解決人類困境大有裨益

　　對話儒家學派第三期發展代表人物杜維明：

　　“中國文化對解決人類困境大有裨益”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有深厚的哲理，而且有在當今落實的可行性”

　　南方日報：作為新儒家的領袖人物，您認為自己是儒學的繼承者、批判者、研究者還是推廣者？

　　杜維明：我剛好借這個機會，厘清對自我的了解。新儒家這個觀念可以重新考慮，感覺這是以前中國內地研究臺港儒學發展的一種稱謂，有一種“他者”的視角。

　　學術是一個積累的過程，儒學有第一、第二代的長期積累，我認為儒家第三期發展這個說法是可以成立的(從曲阜到中原是儒學發展第一期，從中國到東亞是儒學發展第二期，從東亞走向全球即是第三期)。

　　關于學術研究，一方面是同情的了解，另外一方面則是帶有批判性的認識。我認為自己首先是一個學者，研究儒學，包括外延的相關知識，同時指向內部的領悟。我希望通過對儒家傳統的理解和闡揚，能夠對人類的重大問題進行哲學反思。

　　南方日報：世界倫理的現狀和未來發展的前景如何？

　　杜維明：世界倫理有兩種走法，一種是走得越薄越好，把人的特殊文化背景都忘掉，探討一個赤裸裸的人如何存活下來。另外一種就是要把它給講厚了。

　　我們知道每個具體的、活生生的人都有他的族群、性別、年齡、意識形態、背景和生活條件，每個人都是獨一無二的，而每個文化也都是獨一無二的，那么如何在無數獨一無二的文化認同基礎上進行溝通？

　　我們走的這條路就是循著和平文化的實現必須從容忍、承認和尊重異質文化的思路展開。

　　我們的方法是，致力于寬廣的文明對話，目的是希望能為中華民族重新建構一個新的文化認同創造條件，我們希望這個新的文化認同是開放的，不是狹隘的民族主義，而是多元的，是具備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能力的。

　　與中國傳統的仁、義、禮、智、信融合，構成現代中國人都認同的基本價值，在我看來這種融合是厚重的，可以規避狹隘的地方主義，也可以超越抽象、單一的普世主義。

　　“希望通過對儒家傳統的理解和闡揚，能對人類的重大問題進行哲學反思”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有深厚的哲理，而且有在當今落實的可行性”

　　南方日報：您作為儒家第三期發展的代表人物，創辦世界倫理中心是出于怎樣的想法？

　　杜維明：我們先是在2010年成立了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研究范圍包括文化中國、文明對話和世界倫理。文化中國包括的范圍比較大，除了中國內地、香港、澳門、臺灣、新加坡這些華人地區，還包括散布在世界各地的華人離散社群，以及由那些和中國既無血緣關系、又無婚姻關系的外國人所組織的社群；凡是與中國有商業、企業、媒體、學術、外交、政治和旅游等方面的交往，對中國文化有著長期關懷的人都包括在內。

　　文化中國，與當前華人的認同問題有密切關系，包括兩岸關系的認同、香港澳門的認同、印尼華人的認同和各種不同地區華人的認同。

　　文明對話，就是指不同的文明特別是軸心文明，比如猶太教、基督教、伊斯蘭、佛教，還包括中國的儒釋道等的交流。我希望每年聚集一批代表不同文明的頂級學者在北京大學進行交流。

　　世界倫理中心是在文化中國和文明對話的基礎上成立的，它并不是一個只研究普世倫理的中心，但孔漢思數十年在文明對話的基礎上探討普世倫理是我們重要的理論和實踐資源。

　　南方日報：當下促成世界倫理中心成立，恰逢一個怎樣的契機？

　　杜維明：文明之間有關核心價值的對話，譬如中美之間核心價值對話的時機已經成熟，這關乎人類的生存與繁榮。文明之間本沒有沖突，只有無知才會產生沖突。共享的風險性連同共享的渴望，一起激勵我們超越單邊主義，致力于培養對話式的文明。

　　南方日報：這次為什么會將世界倫理中心扎根中國，落戶北京大學？

　　杜維明：我一直從事儒學的研究，14歲那年，我還沒有碰到徐復觀、牟宗三先生，那時第一次看《大學》，就覺得很親切。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念不僅有深厚的哲理，而且有可以在當今社會具體落實的可行性。

　　我們認真考慮當下這個時代語境，反觀人類的困境，就會發現無論是個人、家庭、社群、國家乃至世界的問題，都可以對照儒家的精神加以反思。

　　中國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所代表的生命形態，確實對人類目前的困境，例如生態環境、國際沖突和人的存活等問題大有裨益，值得參照。

　　一直以來，我都從事學術研究，也有過很多對話的實踐。我們知道目前自覺具有儒家性格的基督教徒、猶太教徒或佛門弟子已屢見不鮮，因為儒家講的是做人的道理，而這是每個人都不可能逃避的語境。

　　作為一個人，我們無一例外地處于做人的抉擇和思考，無一例外地需要面對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問題。

　　“中國每個領域都在市場化，中國學生現在最應該懷有的是敬畏感”

　　南方日報：您平日喜歡和年輕人交流嗎？你在美國和中國都有教學和學習的經歷，對于兩地學生有怎樣的看法？

　　杜維明：我非常喜歡和年輕人交往。之前有關于中美學生價值抉擇的一個對比，讓他們自己選擇金錢和權力還是智慧和知識，不少美國學生選擇了智慧和知識，而中國的學生選擇權力的比重大。

　　中國每個領域都在市場化，包括職業選擇、對物質條件的選擇都受到這種氛圍的直接影響，年輕人對于人如何立本的人生規劃都受到這個大環境的直接控制。

　　我認為中國學生現在最應該懷有的是敬畏感。而我想做的工作就是繼承蔡元培的辦學理念，把中國的儒家精神變成一種既能在現代學術基礎上站得住腳的學問，同時又能在身心性命方面受用的德業。我們應該謹記學習的結果不僅指向“成學”，更應該反映在“成才”，不要只想著掌握知識、培養技術。大學的教育更應該繼承文化，為學生創造自我發展的條件，讓他們成為有批判意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