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西問·鎮館之寶 | 景亞鸝:西安碑林“鎮館名碑”如何實證唐時文化交融?
中新社西安2月21日電 題:西安碑林“鎮館名碑”如何實證唐時文化交融?
——專訪西安碑林博物館研究員景亞鸝
中新社記者 阿琳娜
碑刻“如林”的西安碑林博物館,珍藏著一塊碑,它向世人“講述”了一段塵封往事,實證唐朝的文化交融。唐太宗時期,敘利亞傳教士阿羅本來到唐都長安,李世民命宰相房玄齡率儀仗出城歡迎。唐德宗時期,《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簡稱《景教碑》)立于長安大秦寺,記載了景教近150年間的傳教歷程和教義教規。
被稱為中國“景教第一文獻”的《景教碑》,見證了怎樣一段歷史?它的重要性何在?一塊石碑如何“衍生”出一門國際性學問?西安碑林博物館研究員景亞鸝近日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對此進行解讀。
視頻:【東西問·鎮館之寶】唐《景教碑》見證了怎樣一段歷史?來源:中國新聞網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西安碑林博物館館藏《景教碑》為何會成為“鎮館之寶”,它見證了怎樣的文化交流史?
景亞鸝:西安碑林博物館的“鎮館之寶”《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記載了唐太宗時期初入中土,直至《景教碑》刻立近150年間,景教傳教歷程以及教義教規。此碑由景教僧侶景凈撰文,呂秀巖書并題額。碑高280厘米,寬99厘米,碑文32行,滿行62字,楷書。碑上所書“大秦”,泛指東羅馬帝國范圍,包括敘利亞等地。
碑文首末行和碑下部及兩側刻有敘利亞文,碑左右兩側刻有70名景教僧侶的敘利亞文署名。此碑記載了景教在大唐傳播的“珍貴片段”,如貞觀九年阿羅本等入華,貞觀十二年太宗敕令“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唐玄宗時,命其兄弟五王親臨景寺設立神壇,又令高力士送去“五圣寫真”置于景教寺內,并為寺院御筆親題匾額。唐代宗時,每逢圣誕日,還會送去美味佳肴款待景僧等。
據《景教碑》所述,景教從唐太宗直至立碑的唐德宗時期,除武則天外,最高統治者幾乎都對景教表示了好感。在“兼容并蓄”的思想下,來自波斯的祆教、摩尼教,敘利亞的景教等得以在唐土傳播。
景教要在唐都長安發展,既需要爭取朝廷的允許和資助,又必須得到當地百姓的認同和擁護,故非常重視“本土化”。如確定教名時,因“景”有“光”“明”之意,故將本教定名為“景教”,乃“光明燦爛的宗教”,并稱其教祖為“景尊”,教會為“景門”,教堂為“景寺”等。景教還借用佛、道用語,與儒家倫理結合,推行慈善救濟、醫術診病等,景教士漢譯大量景教經典,傳播弘揚景教教義。
《景教碑》刻立60多年后,佛教遭遇空前的“會昌法難”。受此連累,景教亦遭重創,《景教碑》遂湮沒無聞。近800年后,《景教碑》在明代天啟五年(亦有三年說)出土于西安城西崇仁寺(金勝寺)或其附近,其地應為唐長安城義寧坊大秦寺舊址。
中新社記者:《景教碑》出土至今近四百年,為何由一塊石碑“衍生”出一門國際性學問?
景亞鸝:《景教碑》出土近四百年間,中外相關研究成果不計其數,由一塊石碑“衍生”出了一門歷久不衰的國際性學問。其研究領域大致包括兩類,一是根據碑型,考察碑的形制、書法、辨別真偽以及出土時間地點等。二是根據碑文,從語言學、神學、宗教史學的角度,解讀碑文內涵等。
敦煌藏經洞中發現的多種景教文獻表明,在藏經洞封閉之前(約11世紀前半期),敦煌一直還有景教徒活動。在莫高窟北區B105窟發現的銅十字架,被推斷為宋代景教徒遺物。元代景教傳播,從當時來華西方人著作中有所反映,如馬可·波羅來華時仍發現景教徒甚多,并對他講述其祖先信奉景教之事。
隨著新的景教遺物的發現和考定,國內外學界對景教的研究始終方興未艾。
中新社記者:碑刻“如林”的西安碑林文物中,還有哪些具有文化交流“印記”的名碑石刻?
景亞鸝:西安碑林博物館館藏數千件石質文物,其中《不空和尚碑》《竇師綸墓志》《吳德鄘墓志》等均見證了唐朝東西方文化交流“盛景”。
唐《不空和尚碑》,是不空和尚弟子為追敘先師功績而立的碑刻,主要記述不空的生平事跡和師承情況。釋不空為北印度人,自幼入唐,師從金剛智學習密宗,曾赴印度和獅子國取經,攜帶大量密宗經典返回長安翻譯。他與鳩摩羅什、玄奘、真諦并稱為中國佛教四大翻譯家。在玄宗、肅宗、代宗三朝,皆被奉為“灌頂國師”。其弟子惠果曾在青龍寺向日本和尚空海傳授密宗,空海回國后將密宗傳到日本。
竇師綸為唐代畫家、工藝家,出身關隴望族,先祖為鮮卑紇豆陵氏,后改為漢姓竇氏。竇氏與北周、隋、唐皇室均有聯姻,且在工藝營造方面有家族傳統。竇師綸受多元文化交融影響,加之工藝巧思的深厚家學,創造出對雉、斗羊、翔鳳、游麟之狀紋樣主題的“陵陽公樣”。“陵陽公樣”是對薩珊風格的聯珠團窠紋的繼承和創新,紋樣加飾團窠環,單層聯珠環發展成為雙層復合式聯珠環。主題紋樣在選用龍、鳳等中國傳統動物的同時,吸收海外織物中常見的祥禽瑞獸,如獅子、大象、孔雀等,以及多種想象性的添翼神獸。這種風格的織錦圖式對唐代及周邊國家的織錦圖案影響深遠,是絲綢之路文明交流互鑒的歷史見證。
吳德鄘出身于宦官世家,唐大中七年監嶺南節度兵馬兼市舶使。所任“市舶使”乃掌管外來船舶之事務,檢查出入海港船舶、管理外商等。廣州是嶺南的政治、經濟中心,最遲到唐大中起,監軍兼領市舶使已成慣例,市舶使由臨時差遣改為有固定任期的常設使職,其人選由朝官逐漸變為皇帝身邊的家臣宦官。這既說明唐王朝對嶺南貿易的重視,也從側面證明了唐代嶺南貿易,在中國海外貿易中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反映了當時海上絲綢之路商貿之繁盛。
中新社記者:西安碑林博物館的碑刻文物涉及眾多中國古代書法大家,博物館如何以書法為“媒”,促進中外文化交流?
景亞鸝:西安碑林的源頭,可從唐代立于都城長安務本坊國子監的《開成石經》《石臺孝經》碑說起,其歷史可追溯至唐末、五代對《開成石經》和《石臺孝經》碑的第一次遷移,最終形成于北宋。北宋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遷至現址,距今已有900余年歷史。它是一座以古代碑刻和石刻藝術品為主的專題性博物館,收藏了漢朝至民國各代碑石、墓志、石雕和宗教造像等數千件文物,被稱為儒家典籍的石質圖書館、內容豐富的史料檔案庫和一部直觀的中國文字發展史。
西安碑林以其珍貴的書法碑刻在中國文化史上占據至高地位,是聞名中外的書法藝術圣殿。唐代書法家虞世南、歐陽詢、歐陽通、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張旭、懷素等都有作品展陳于西安碑林博物館,“漢字五體”在西安碑林都有珍寶。20世紀以來,西安碑林書法殿堂,作為陜西對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平臺,已成為外國友人領略中國書法精髓和藝術魅力的窗口。(完)
受訪者簡介:
景亞鸝,西安碑林博物館二級研究員,兼任陜西省社會科學信息學會理事,西安唐代文化史學會理事,中國唐史學會會員,陜西省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專家委員會委員等。主持國家社科項目以及西安市社科課題六項,主要從事古代文獻學、碑刻學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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