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來中國前,我9年級,在學校里學過一些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知識,知道孫中山,知道當時的中國在政治上很保守
本刊記者/鄭忠海 陳君
1月7日下午,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大廳,52歲的朱迪·霍夫羅斯特揮拍上陣,與退役的中國乒乓球世界冠軍齊寶香進行女子單打比賽。她輸了,但依然贏得觀眾熱烈的掌聲。
這樣的掌聲,38年前,她第一次在中國聽到。“對于一個15歲的小女孩來說,當時只是出于好奇。” 朱迪·霍夫羅斯特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說。
那時,朱迪·霍夫羅斯特還打不上主力。當父親交上900美元保證金,使她以替補身份獲得世乒賽參賽機會時,這位棕發藍眼睛的小姑娘不知道,她將成為最早訪問新中國的美國人之一;更不可能預見到,在某些隊友看來“危險”的東方之旅,會成為打破中美關系僵局的敲門磚。
來不來中國是爭論的話題
上世紀60年代后期,長期處于敵對狀態的中美兩國,開始為改善關系進行試探和秘密接觸。一次偶然事件讓“秘密接觸”公開化,孕育了日后的“乒乓外交”。
1971年3月底,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日本名古屋舉行,中國在“文革”中第一次派團參加了此次世界大賽。美國也派出代表團,喜歡獨來獨往的格倫·科恩是成員之一。
4月4日下午,練完球的科恩跳上了中國隊的班車。
科恩的“嬉皮士”裝束引起中國隊員們的好奇。找到翻譯后,他說,“我的頭發、帽子和衣服都看上去很滑稽,我知道你們在笑什么。這個世界上,許多人和我穿的一樣,和我想的一樣。我們曾經被壓迫,但通過革命,獲得自由。” 后來路透社記者認為,科恩說這些話,是在想在中國開展革命,讓中國人獲得自由。
在短暫的交流中,中國球員莊則棟送給科恩一塊杭州織錦。“我記得科恩回贈莊則棟禮物,是我們都集中在體育館里的時候。科恩非常喜歡引起注意,非常會抓住時機。你知道的,在美國,乒乓球選手沒有人關心。”朱迪·霍夫羅斯特回憶說。
當著所有媒體的面,科恩把一件T恤送給莊。
中美運動員之間的友好舉動,讓世界輿論興奮:接下來,這兩個敵對的國家間會發生什么呢?
是年4月6日,世乒賽結束前一天,中國代表團接到外交部指示,“可以告訴美國隊現在訪華的時機還不成熟,相信今后會有機會。”
但,4月7日凌晨,這份外交部和國家體委聯合起草的“不邀請美國乒乓隊訪華”的報告被中南海退了回去,毛澤東口頭批示:邀請美國隊訪華。周恩來擔負起組織實施這一重大決策的任務。他連夜安排外交部與日本方面聯系,吩咐有關人員迅速擬出接待美國乒乓球隊來訪的方案。
在地球另一端的華盛頓,美國總統尼克松接到了美國駐日本大使送來的關于中國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報告,立刻請來國務卿羅杰斯、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他們得出結論:北京的邀請,是對美國政策的制定者充滿含義的微妙示意,絕不是一段孤立插曲。尼克松立即指示美國乒乓球隊接受邀請,前往中國。
“來中國前,我9年級,在學校里學過一些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知識,知道孫中山,知道當時的中國在政治上很保守,也了解了共產主義學說。我還知道在蘇聯,人們沒有自由,不敢自由發表觀點。”朱迪·霍夫羅斯特當老師的父母并不擔心她的安全問題,他們認為女兒應接受學校之外的教育。
不是每一個美國乒乓球代表團的成員都像朱迪那樣毫無戒心,早在中方向美國隊發出邀請時,接受與否就成了隊員們爭論的話題,成行時仍有人以安全為由拒絕參與。
“一些年長的隊員是有些擔心。我隱約記得一個韓裔男選手因為護照或其他什么原因就沒有來中國。還有一個女選手,說是去夏威夷看朋友了,也沒有來。我想她后來看到電視報道一定很后悔。”朱迪·霍夫羅斯特說。
美國駐日本使館的官員收集了美國球員的護照,在“CHINA”一詞上畫了條線,意思是解除了限制。此前,美國政府曾在護照上寫明限制國人前往中國、朝鮮、越南旅游。朱迪記得,使館官員還提醒我們到中國要管好自己,不要叫他們“CHINAMAN”,“都是沒用的建議,很可笑”。
美國隊員先從日本飛到香港,從羅湖口岸入關。1971年4月10日,15人組成的美國乒乓球代表團抵達中國。關閉22年之久的中美交往大門,被緩緩開啟。
從廣州、北京到上海,美國隊在中國訪問了8天,“我打了四場比賽,贏了三場,但我覺得這不是對手的真實水平。他們想讓我們感覺更好一些。”朱迪·霍夫羅斯特回憶道。
這個15歲的小姑娘記得在上海的一場比賽,所有觀眾幾乎都在同一時刻鼓掌,又同時停止。比賽結束后,很快離場,像是一個有組織的整體。
與周恩來握手,沒有見到毛澤東
和“乒乓外交”的幕后策劃者之一周恩來的見面,被朱迪視為“生命中最值得記憶的部分”。來中國后她才知道周恩來是中國總理,“毛澤東的事情聽到過很多。但我們在中國的時候被告知毛澤東病了”。
1971年4月1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了美國隊員。“周有一種特殊的氣質,充滿智慧和魅力,而且善解人意。會談前,我們在接待室里一一和他握手,周握手時會看著你的眼睛,給每一個人充分的注意和尊敬。”朱迪·霍夫羅斯特說。
科恩問周恩來:“您怎么看嬉皮士這種西方年輕人的行為?”他原以為周恩來會說這是“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之類的話,沒想到,周說:“年輕人都會有自己追求的生活方式。”
隨行記者在朱迪·霍夫羅斯特和周恩來握手時照了相,登在報紙上。在中國的時候,美國人的周圍都是《時代》周刊、美聯社等美國媒體記者,很少有中國記者。“回香港的火車上,有人給我報紙,我才看到美聯社記者拍的我和總理的照片。”朱迪說。
訪問行程中,朱迪·霍夫羅斯特和其他隊員一樣,不想一直呆在酒店里。“我不是一個批評者,我太小啊,但我想盡可能地了解、體驗這個國家。”
在北京的時候,美國隊員們參觀了清華大學、頤和園和長城。人們慷慨激昂的談話讓朱迪記憶猶新。他們站在那里,高聲表達,我在機場也見過這樣的景象。”朱迪·霍夫羅斯特知道他們是“文化革命”的“紅衛兵”,“穿著同樣的軍裝,對待任何事物都是一個看法”。
后來到上海,他們曾被安排參觀一個“現代化一些的公社”,這可能是針對外來參觀的“保留項目”。到普通人的家庭里,我發現和我們生活的地方相比,這里很原始。”
“在中國的8天,我們可以利用的自由時間很少很少。”朱迪·霍夫羅斯特說。
1972年4月11日,中國乒乓球隊回訪美國,為“乒乓外交”畫上圓滿句號。此后,中美和解隨即取得歷史性突破。
“等我回到美國,我的家人說,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你了,在鄉下摸著一只水牛。這些影像片段在全美國放映。”結束訪華回國后,朱迪·霍夫羅斯特和伙伴們成了新大陸的“發現者”,接受采訪,上電視,寫書撰文,四處演講成了他們生活的一部分。
不理解甚至曲解的聲音并不鮮見。有一次,朱迪·霍夫羅斯特在俄勒岡州大學演講,回憶中國之行,“我又一次談到我的感受,說中國人生活得很好。但他們都笑了,好像在說這是假的。”
多年前,還有人寫信,指責她是“共產主義分子”。
“在中國的經歷確實影響了我,讓我更聰明,更開放。少一點挑剔,能意識到自己的偏見,更善于接納。當然,在我15歲的時候,我可不會想到這些。”說起“乒乓外交”帶來種種機遇和遭遇,52歲的朱迪·霍夫羅斯特很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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