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

　　“法官—法官助理—書記員”，正替代“法官—書記員”，成為一種新的審判組織模式。法官專司審判，法官助理負責審查材料、準備資料、草擬文件等各項輔助性工作，書記員負責法庭記錄和卷宗整理。

　　“法官助理是法官的助手。判決書上雖沒有我們的名字，但一樣很有成就感。2008年，我配合法官結案700余件。”

　　畢業(yè)于中國政法大學的孫敬波，就職于北京市房山區(qū)法院，她的崗位有一個新的名字：法官助理。2003年她出任法官助理，如今已升任高級助理。像小孫這樣的法官助理，全院共有70余名。

　　6年助理生涯，小孫為法官分擔很多：準備資料、調取證據(jù)、參與調解、草擬裁判文書等�！拔覀兊墓ぷ鞔蟠缶徑饬税讣�激增、法官有限引發(fā)的困擾。”

　　據(jù)最高人民法院統(tǒng)計，截至2008年底，西部基層法院共有法官助理3275名，全國共有4725名。

　　2004年，法官助理開始在第一批18個法院試點；2008年，第二批試點在西部12個省份的800余個基層法院啟動。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主任李克表示，法官助理幫助法官分擔部分審判輔助職能，把法官從繁瑣的程序性、事務性工作中解脫出來，集中精力和時間專心審案，優(yōu)化了審判資源配置。

　　高法政治部副主任宋建朝透露，在西部基層法院法官助理試點意見中，已經規(guī)定法官助理可以在裁判文書上署名。下一步將逐步擴大法官助理試點范圍，在一些中級法院推開，在再審、二審等案件中也要充分試點。

　　三大作用

　　●訴訟效率提高，審判質量提高，法官素質提高

　　早在2000年初，房山區(qū)法院就開始法官助理改革，也是18個首批試點之一。運行一段時間后，他們把助理細化為文字和程序兩種。

　　民二庭程序助理范偉，是房山區(qū)法院2001年首批4名法官助理之一，如今承擔調查取證、司法鑒定、送達等程序事務。他告訴記者，沒有法官助理前，一個村曾同時出現(xiàn)本院3輛辦案車�！艾F(xiàn)在不會有這樣的事了。全區(qū)200多個行政村我?guī)缀跖鼙�，送達堪稱專業(yè)�！�

　　全程參與法官助理改革的房山區(qū)法院副院長張仲俠，總結了法官助理的三大作用：訴訟效率提高，審判質量提高，法官素質提高。

　　數(shù)據(jù)為證：近年來，該院簡易法官每年審結的案件量占整個機制中審結量的50%，平均審限僅20余天；當事人的上訴率不到8%，二審平均發(fā)改率低于7%，居全市最低；現(xiàn)有法官數(shù)量比改革前減少近30%。

　　首批試點的湖南省瀏陽市法院，也有同樣成果。

　　院長范登峰拿出一組數(shù)據(jù)：近4年來，案件調解率、結案率、當庭宣判率、上訴案件維持率均穩(wěn)步上升；所有法官擁有本科及以上學歷，65%系雙學歷；在2008年上半年省委政法委組織的民調中，該院隊伍整體形象得分在瀏陽政法機關持續(xù)領先。

　　瀏陽法院的法官助理改革，以精簡現(xiàn)有法官職數(shù)為突破口。該院有審判職稱的人員達94名，經選任審判崗位法官僅55名，配備法官助理34名。范登峰表示，裁判權與輔助工作適當分離，突出法官審判地位，進一步保障裁判公正性。

　　西部試點

　　●既保障法官“高門檻”，又有效緩解基層“法官荒”

　　西部法官短缺，已持續(xù)了好幾年。

　　青海46個基層法院中，15個法院法官不足10名，3個不足5名，1個僅有3名；四川省133個基層法院中，很多法院法官人數(shù)低于政法專項編制數(shù)的50%；陜西西安市由于法官不足，2007年基層法院有16個審判業(yè)務庭和6個派出法庭不能依法組成合議庭……

　　西部“法官荒”如何解決？當時一種說法是降低法官“門檻”。

　　對此，宋建朝表示，法官具有很強的專業(yè)要求，降“門檻”不是最佳方案。將審判活動中的事務性工作交由法官助理承擔，法官專職審判才是出路。況且現(xiàn)在法官所作的許多工作并非法律明文規(guī)定，而是長期習慣所致�！胺ü僦�理正是這樣一種制度安排，既保障法官‘高門檻’，又有效緩解西部基層‘法官荒’。”

　　2008年，按照最高法院的安排，西部800余個基層法院陸續(xù)啟動法官助理試點。

　　四川省133個基層法院開展試點。據(jù)介紹，本次擬任法官助理人選為1240人。該省高院法官助理試點辦公室正在按規(guī)定抓緊審核審批，確保符合條件者早日上任履職。

　　突破“瓶頸”

　　●地位尚無法律保障，職級晉升、工資福利等難以到位

　　首批18個試點，既有基層、又有中級和高級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管理部部長馮躍說，4年來，多數(shù)試點法院審判工作機制創(chuàng)新，法官素質提升，審判質量和效率有了較大提高。

　　當然，試點工作也反映：這項司法新職業(yè)仍存在發(fā)展的“瓶頸”。

　　在張仲俠看來，最大的“瓶頸”是職業(yè)保障：對于高標準選任的法官來說，權力越大，責任越大，但待遇卻沒有變；對于作為新生事物的法官助理來說，其地位尚無法律明確“保駕”，在職級晉升、工資福利等方面，雖明確了獨立的發(fā)展空間和標準，但傳統(tǒng)的認識和習慣使其難以到位。長此以往，審判管理缺少依據(jù)，隊伍也不易穩(wěn)定。

　　另一大“瓶頸”，是法官助理的“角色”定位，尤其是法官與法官助理的職責劃分。是公務助手、私人秘書，還是法官搖籃？實踐中，一些法官對助理工作質量不放心，依然大包大攬；一些法官則把助理當作附屬，隨意使喚；一些助理則把崗位當跳板，一心想當法官……

　　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教授認為，必須推行法院人員分類管理，更為明確、更為科學地界定法官助理的職能定位，否則會影響其作用發(fā)揮。

　　法官助理承擔什么樣的審判輔助性工作？中國社科院法學所研究員熊秋紅認為，審判輔助業(yè)務很多時候難以劃清。法官助理不應代行很多審判職能，同時要分清出現(xiàn)問題時的責任。

　　就法官與助理的配備比例，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院長趙萬一教授表示，法官助理改革，是為了建成更高素質的法官隊伍，法官的數(shù)量肯定會減少。審判崗位法官都應有助理，任務重的助理可以增加，這樣比較合理。

　　盡管仍有“瓶頸”，從18個法院試點到800個基層法院試點，5年間，法官助理改革已扎扎實實邁出“兩大步”。

　　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政策法規(guī)處處長陳海光認為，解決法官助理制度試點中出現(xiàn)的問題，最有效的辦法還是醞釀修改相關法律，盡快明確法官助理的法律地位。“試點探索得越深入、越完備，這項制度的法律地位就會成形越快�！�(吳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