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大旱,野田禾稻半枯焦,農夫心里如湯煮,然而此時卻傳出了“抗旱成本投入過大”、“抗旱不值”、“抗旱賠錢”等論調,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副主任楊汴通對此作出了駁斥,他說:“抗旱關系到我國的糧食安全、經濟大局,不能僅算經濟賬。”(2月11日《東方早報》)
筆者查閱了有關資料,發現“抗旱不值論”的始作俑者居然正是本應“心里如湯煮”的“農夫”:同一篇報道就披露“部分農民給其算了筆‘經濟賬’,反映其抗旱澆麥的成本大于其預期收益,因而并不愿意積極抗旱”,前兩天,新華社也有一篇報道說“有些農民不舍得投入,‘抗旱劃不來’的思想嚴重”———如此看來,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日前宣布啟動我國歷史上首次Ⅰ級抗旱應急響應,舉國上下為旱情揪心,竟然是皇帝不急太監急了?
實際上,從這次旱災演變過程來看,我們早就應該感受到農民對抗旱救災的消極態度了。因為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禾稻枯焦,亦非一日之旱,據報道,旱情從出現到今天已經一百多天了,為什么此前國家防總沒有先啟動Ⅲ級、Ⅱ級抗旱緊急響應,而是一上來就是最高級別的Ⅰ級?為什么旱區的各省市縣政府沒有在國家防總之前啟動各自的“抗旱緊急響應”?原因可以列出不少,但有一條也許非常關鍵,那就是很可能在旱情一開始,農民就選擇了放棄。
中國農民是最理性的,他們只需要簡單計算一下抗旱所需要支付的水、電、柴油等的支出,再預估一下賣糧的收入,他們就不難得出“抗旱不值”、“抗旱賠錢”的結論。問題的糟糕之處在于,農民的個體理性導致了整個國家的整體非理性———關于旱情的信息,在源頭上就被截留了,等到國家防總不得不面對時,國家的糧食安全已經亮起了紅燈,十萬火急,只能“Ⅰ級”了。
可以肯定的是,農民的這種消極心態,必然會對抗旱的效果產生嚴重影響。因為無論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再重視,出動的武警消防官兵再多,但要戰勝如此大范圍的嚴重旱情,沒有農民的積極性是絕對不行的,而要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國家就必須解決農民關心的抗旱成本問題。所謂“緊急響應”,我覺得就應該體現在這個地方,否則的話,我們是很難取得這次抗旱救災的勝利的。
這次旱災中“抗旱不值論”的流行,暴露了這樣一個問題:糧食安全,事關國家興衰,民族生存,本應以舉國之力,舉全民族之力來解決它,但奇怪的是,我們卻似乎簡單地將其“包”給了農民,這是不合理的,也是危險的。(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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