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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近來一些地方傳出的“戶籍松動”消息，何時變成現實還不得而知，但“可以變成大城市人”的希望，還是讓不少身居城市多年、身份卻長期“錯位”的人，心里發癢。

　　研究者認為“這些地方戶籍制度的所謂松動或許有限”，“之所以引人關注，戶籍本身并不是要害，而在于附著其上的各種社會福利甚至是一些基本權利”。專家認為，戶籍制度必須改革，但應該避免浪漫主義。

　　□人為設定的差別還需人為方式改變

　　□理性的戶籍改革應該避免浪漫主義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具有基本平等性

　　“上海市戶籍政策有所松動”，聽到這樣的消息，即便不是上海人，也會心動。

　　在上海“兩會”上，上海市市長韓正公開宣布：今年二月將出臺人才居住證轉戶籍辦法。

　　記者發現，近來，傳出“戶籍松動”消息的不止上海。浙江、福建、廣東等地提出，將進一步鼓勵普通商品住房消費，在有條件的城市放寬購房入戶政策。

　　盡管所有“松動”還只是在提出階段，何時能夠變成現實還不得而知，但“可以變成大城市人”的希望，還是讓不少身居城市多年、身份卻長期“錯位”的人心里發癢。

　　“從已有的公開資料看，這些地方戶籍制度的所謂松動或許有限。”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秘書長唐鈞今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一提到戶籍二字就會吸引無數渴盼的眼球，但戶籍本身并不是要害。

　　戶籍制度本身沒有什么不好，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把很多的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務都和戶口聯系起來了，使得越來越多的人為了得到它而不惜代價

　　多年從事社會保障和社會政策研究的唐鈞告訴記者，戶籍制度首先是一個登記制度。一個人出生就要憑著出生證登記，等于向祖國報到“我來了”，中途你要離開出生的地方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就有一個遷移的制度，從某種意義上說，戶籍制度就是一個人一生時空軌跡的記錄。

　　據介紹，上個世紀60年代曾經有一段“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為了減少城市的壓力，就在戶口上劃了一道鴻溝，明確區分農村人和城市人。到60年代以后越來越緊，戶籍制度變成人的一種身份了，就是說，出生在農村的就永遠就是農村人，出生在城市的就永遠是城市人。兩者之間不是說絕對不能變，但是很難。

　　60歲的老郝，是北京朝陽區崔各莊鄉的普通農民，對于城市戶口，他“又恨又愛”。“我沒有城市戶口，只能當農民。我的孩子受我連累，連個技術學校都不能考，當不了工人，后來只好也務農了。”

　　來自河南新鄉的李寶田夫婦，租住著老郝家的一間房子，靠賣菜供兩個孩子上學。

　　“我們沒有北京戶口，公辦小學不收，只能上打工子弟小學。老大要考大學了，說是讓回原籍，這不正發愁呢。”李寶田對記者說。

　　唐鈞把戶口比作一棵樹，上面長著很多的枝杈，這些枝杈就是社會公共服務和福利待遇。果是結在枝杈上的，不結在樹干上，現在問題是，怎么把枝杈上的果子跟人聯系起來。

　　“人們真正關心的，是戶籍制度后面所包含的社會福利和國民待遇。”唐鈞覺得，戶籍制度本身沒有什么不好，最大的問題是我們把很多的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務都和戶口聯系起來了。要是放在計劃經濟時期倒還可以理解，“但是現在，比如一個人在北京工作，為北京創造財富，他所有的青春、汗水都獻給北京了，你仍然讓他回到戶口所在地享受福利待遇的話，這不合理。應該是北京的稅收、北京的財政來給他福利待遇。”

　　當人為地將戶籍與就業、上學等社會福利甚至是人的基本權利聯系上之后，它便顯得彌足珍貴，也使得越來越多的人為了得到它而不惜代價。

　　2006年大學畢業的蘇敏，為了留在北京，一咬牙花4萬元買了一個北京戶口，“畢竟我以后要在北京生活，很多問題比如孩子上學，沒有戶口就很不好解決。”

　　蘇敏告訴記者，每年北京各大高校畢業的學生中，都會有不少人通過買賣獲得戶口，而且，隨著近年來畢業生人數的增多，戶口的價格也水漲船高。現在，4萬元已經買不到北京戶口了。

　　采訪中，記者發現，同樣是北京戶口，因為其所能享受的福利不同，價值也差別甚大。

　　一位資深地產中介公司人士說，在去年北京低迷的二手房市場上，惟一價格保持堅挺的，就是能夠享受優質教育資源地區的二手房，比如北京中關村地區與一些著名小學對口的小區的房子，哪怕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二手房，價格都在百萬元以上，掛牌后很快就會被人買走。

　　戶籍制度與社會福利結合后所造成的社會壁壘，不利于社會正常發展，對它進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

　　唐鈞告訴記者，在目前人口大規模流動的狀態下，原本設計初衷是為了更好地管理人口的戶籍制度，反而開始“添亂”了。

　　“現在的情況是，不但農村的人到城里來了，一些中小城市的人也到大城市里來，戶口都搞得比較糊涂。甚至同一個城市里面，戶口也出現了混亂。”唐鈞說，比如北京現在拆遷非常多，某人可能原來住在宣武區但是拆遷去了大興區，但是，因為宣武區的教育等情況要比大興區好一點，于是戶口就不遷，所以人戶分離的情況非常普遍。

　　作為知名的三農問題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對城鄉二元制結構之下的戶籍管理制度關注多年，他認為，現行戶籍制度在維護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的平衡方面，的確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我國至今還沒有實行全國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社會保障標準甚至在一個省內部都不統一；各城市政府對某些社會保障項目的補貼水準也不相同。這種狀態存在的原因是，我國不同地方的勞動生產率和居民收入有很大差別，特別是相當一部分農民處于半失業狀態。在這個背景下，一些城市政府只能針對特定人群提供標準較高的公共服務，一旦放開服務限制，城市政府的財力不允許，也有失公正。

　　“假如沒有任何限制，一個邊遠地區的每年只勞動3個月的農民可以‘自由’地登記為某大城市的戶籍居民，那么，有理由相信，該大城市必須接納成千上萬的新增人口，其后果必然導致該市公共財政的崩潰。”黨國英說，現代文明社會賦予公民自由遷徙的權利，這項權利的主旨是，公民可以自由地選擇就業和生活的目的地。一個人一旦決定在某地生活或工作，并在這個地方取得合法固定住所，就應該與當地公民一樣享有平等的各項社會權利，并平等地獲得當地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

　　“戶籍制度與社會福利結合后所造成的社會壁壘，不利于社會正常發展，從城鄉分割的層面上看，可以說沒什么好處，歷史上曾經有的一些‘好處’，也存在虛假性，因此，現在對它進行改革是完全必要的。”黨國英表示。

　　戶籍制度不會自然消亡，要改革戶籍制度，關鍵要實現社會福利的公平，人為設定的身份差別還要靠人為的方式去改變，理性的戶籍登記改革辦法應該避免浪漫主義

　　金雯是一名在上海工作的高級白領，幾年前憑借出色的個人條件，申請到了上海戶口。在電話中她告訴記者：“現在，本科生一般沒有可能申請到上海戶口了，研究生也只有一部分能申請到。戶籍政策松動是好事，但還要看背后的附加條件。如果附加條件太高，表明戶籍壁壘依然很高。”

　　唐鈞認為，戶籍制度不會自然消亡，要改革戶籍制度，關鍵要實現社會福利的公平，人為設定的身份差別只能再用人為的方式———制定政策去改變。

　　“如果福利待遇和公共服務都不跟戶口有關，你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就可以享受那種待遇，在這樣的前提下，戶口制度存不存在也就無所謂了，無非就是一個登記，無非是讓政府知道你在哪兒。”唐鈞說，應該首先一點一點地改革社會福利制度，經過5年、10年清理完。

　　“理性的戶籍登記改革辦法應該避免浪漫主義。”黨國英告訴記者，中國是一個大國，各地經濟發展不平衡，要在全國建立標準劃一的公共服務體系，給每一個公民提供完全相同的社會保障支持，目前還難以做到，“以后在每一個省區能建立標準統一的公共服務體系就很不錯了”。要正確對待“準入門檻”這個問題，如果用激進的方式，要現有大城市居民給農民“歸還歷史欠賬”，改革就很難進行下去了。

　　“其實，有了正確的改革思路和一些配套改革措施，一些難題的解決也不會很慢。”黨國英說，從短期看，在暫時保留有差別的社會保障支持的同時，要確立基本公共服務平等的制度。例如，目前在全國范圍特別是在農村地區推行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就體現出了一種基本公共服務平等的性質。這種保障不論“門檻”里還是“門檻”外，都要實行。黨國英加重語氣說，要注意，這里講的是“基本”，而不是“全部”。

　　他說，從長期趨勢看，我們可以更樂觀一些。目前提出的改革思路會使得“門檻”相對高度越來越低。隨著農民進城落戶的數量越來越多，農村留下的人口數量越來越少，農民的經營規模會提高，半失業狀態就會逐步變成充分就業，農民的收入就會提高。那時，地方政府就會提供城鄉統一的公共服務支持，甚至會向農民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支持，農民也不會大規模要求進城落戶了。

　　黨國英還提出了戶籍制度改革的兩個技術層面的措施，一是全國“納稅與社會保障賬戶”的建立，另一個是住房的普查和“標準住房”的確定。“我以為這樣兩件事情是社會管理的基礎性工作，遲早要做，現在配合戶籍制度改革來做，正逢其時。”

　　李寶田告訴記者，雖然在北京不比在老家多掙多少，開銷還大，但他還是愿意出來，因為這里比家鄉更精彩，出來眼界寬了。

　　“不管有沒有戶口，我認定，我兒子、我孫子已經開始把根兒扎在城里了。”李寶田說。 (本報記者 杜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