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拒絕領房卡,也不會在這里住,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如此安排,我認為是極大的浪費!”2月22日,十一屆廣州市政協三次會議開幕,大會首次安排委員在白云國際會議中心酒店食宿。對此“優待”,廣州市政協委員高德良卻不領情了,拒領房卡之余,他還批評大會沒帶頭壓縮開支。(2月23日《新快報》)

　　近年來,降低會議成本,想方設法進行節約,是“兩會”引起社會贊譽的一個重要方面,如上海市“兩會”要求會議場所都采用節能光源,減少照明用電;陜西力爭減少政協會議經費200萬元等。正因如此,廣州市政協委員高德良拒領房卡引發公眾熱議就在情理之中了。

　　廣州市政協委員高德良拒領房卡的合理性,新聞已經進行了詳細說明——空房率極高太過浪費。從更深層次來說,筆者以為,廣州市政協委員高德良拒領房卡之所以能成為一個 “符號”,與當下“兩會”成本懸疑密切相關。換句話說,納稅人承擔“兩會”成本是一種必須,但是,會議成本的模糊化和不透明卻成為“必須”的不合理羈絆,導致了非議。

　　“兩會”花費到底有多少?這個問題似乎成了社會中一個秘密,公眾想知道,但似乎頗于某種顧慮不方便提出要求,于是,本應納稅人知曉的事情成了一個秘密。這是一種無奈,也是納稅人知情權的虛置。美國人羅伯特于1876年出版《議事規則》一書,已經成為西方人開會時都要遵守的規則。該書有專門章節“司庫”,編制財務報告,列有專門的會議賬目,如會議場所租金、煤氣費、文具費、看門人費等。引申到我們的語境中,“兩會”的賬目無非包括住宿費、餐費、交通費、會務人員薪酬等。從這里可以看出,會議召開所需費用是一目了然的,沒有什么可以隱藏的。

　　“委員拒絕優待”隱喻了社會公眾的期待——“兩會”成本透明化。筆者以為,廣州市政協委員高德良拒領房卡是一種個體行為,能否由此催生“兩會”成本透明化的轉身,才是公眾期待的著力點所在。

　　朱四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