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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應當對90年代以來形成的治理模式進行較為根本的變革。政府科學有序地退出經濟過程，同時強化司法作用，以司法的手段有效監督權力的作為

　　今年兩會已經開幕，出于面對經濟困境縮減財政開支的意圖，今年的“兩會”會期和以往相比將有所縮短。但事實上，同樣是由于發生了經濟困境，所以，今年兩會需要進行審議的議題都十分重大，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實有必要在較短的時間內，對于這些重大問題進行深入的審議，并作出明智的決定。

　　第一個問題是預算問題。這涉及兩個方面，一方面，今年政府的財政狀況將是十年來最為嚴峻的。由于經濟困境，政府財政收入絕不可能出現前幾年高速增長的態勢，反而將大幅度下滑。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需要精打細算，壓縮政府行政經費開支，將有限的資金用于民生項目。那么，行政部門制定的預算是否做到了這一點？還有沒有繼續調整的空間？這需要兩會代表委員用心研究、思考。

　　另一方面，從去年底以來，中央政府出臺了史無前例的經濟刺激規劃，涉及的中央與地方資金規模十分龐大。全社會都十分關注這些資金的使用情況，尤其是這些資金的投向問題，以及資金使用過程中的財政監督問題。公眾希望，這些資金能夠真正用到“刀刃”上。但目前相關部門的反饋仍難以令公眾釋疑，他們沒有拿出提升這些計劃的公開透明性的方案，甚至并未公布最基本的信息，其理由是，相關投資項目安排情況是要經過人大審議、列入預算后才能公布的。于是，公眾對今年兩會代表委員最大的關注焦點就是，怎么審議刺激經濟的相關投資項目的安排情況。兩會代表、委員能否給公眾以滿意的回復？

　　基于這兩點，可以說，在今年兩會上，財政部提交的《預算報告》需要審議的內容之重要性、復雜性，非比尋常。

　　每年兩會，國家發改委也會提請審議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報告，往年這份報告受到的關注相比之下稍弱，但今年，這份報告的重要性不容低估。這一次經濟困境，外部沖擊因素同內部并存。從國內原因看，有周期性因素，但結構性因素更重要。比如，在過去幾年的經濟繁榮期內，國有壟斷企業的勢力范圍反而擴展，私人經濟的發展比較暗淡。結果，社會財富分配失衡局面越來越嚴重，消費不足，大量投資形成的產能只能轉向出口。現在政府為應對經濟困境，出臺多項刺激消費的措施。問題是，民眾在醫療、養老、教育等重大開銷保障尚不明確的前提下，消費欲望難以迅速有效提振。

　　更令人擔心的是，目前出臺的經濟刺激計劃，仍然偏愛大項目、大工程，相較之下在民生領域的投資依然顯得比較保守。這樣的經濟刺激計劃可能將會強化目前已經十分失衡的“投資—消費”比例。同時，擴張性財政資金多數可能將流向國有壟斷企業。這似乎正在重走90年代末的老路——經濟刺激計劃將鞏固、強化國有壟斷企業的壟斷地位。如果這種趨勢得以確立，隨著經濟開始復蘇，中國的經濟結構將可能會面臨更加失衡的風險。

　　因此兩會代表、委員通過審議政府的經濟刺激計劃，審議政府的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計劃報告，在實現刺激經濟復蘇這一短期目標的同時，亦應基于稍微長遠的目光，注意經濟結構的調整，起碼不再進一步惡化現有的失衡結構。

　　今年兩會認真面對的第三個問題，乃是在經濟困境中，如何防范社會風險、維護社會秩序？

　　過去若干年來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雖然創造了經濟高速增長的紀錄，但由于結構失衡、制度相對不完善，也帶來一些社會問題，如貧富差距擴大。一些地方政府在追求增長的過程中濫用權力，也引發諸多官民沖突、商民沖突，從而使社會內部各個群體之間的關系趨向緊張。正是在這種背景下，看似不嚴重的小事件就引發了甕安、隴南、吉首等大規模群體性事件。令人擔心的是，經濟困境沖擊最大的恰恰是中低收入群體，尤其是農民工。可以預料，今年社會矛盾可能將會趨向激化。

　　但是，要防范社會風險、維護社會秩序，還是需要妥善的政治解決辦法。今年及未來相當時間內社會秩序領域的種種挑戰，應當成為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對象。這一挑戰要求，中國應當對90年代以來形成的治理模式進行較為根本的變革。政府科學有序地退出經濟過程，同時強化司法作用，以司法的手段有效監督權力的作為。事實上，去年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也開會討論了司法體制改革問題，我們也因此有理由相信，人大代表在審議高法、高檢兩院報告的時候，在這方面亦會有所作為。今年兩會非比尋常，代表、委員任務不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