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不管是資本下鄉，還是工業集中，其中要義，都是帶給了農民新的機會。而過去農村和農民的貧窮，其根本原因，正是缺少機會

　　本刊記者/韓永(發自成都)

　　常年在東莞打工的楊秀括，這次回家驚訝地發現，家鄉正經歷著一些變化。

　　2005年之前，他要把家里的耕地找個人種，不收租金不說，還要一年倒貼幾百塊錢，以備接手的人交“皇糧國稅”。

　　2005年，他所在的成都市金堂縣取消了農業稅，“貼錢找人種地”的日子宣告結束。春節時，幺叔提著一大包東西過來串門，順便提及繼續代耕一事。

　　同一年，他從村委會領到一個存折，村干部告訴他，國家每年會往這個折子里打進一些錢，作為農民種糧和購買農業生產資料的補貼。對于楊秀括來說，土地第一次“扭虧為盈”。

　　現在，他聽說土地又要漲價了。周圍鄉鎮的一些村莊，據說已經從城里引進來一些有錢人。這些老板要大量承包農民的土地，農民不僅能拿到的租金，還能像在城里一樣打工。

　　老板下鄉

　　牛晉渝，54歲，成都牛公司總經理，就是“傳說”中的這種老板。

　　2006年初，在花椒油生產中嘗到甜頭的牛晉渝正在琢磨：在哪兒能找到一塊地，種些花椒，以給日漸紅火的花椒油生產提供源源不斷的原料。他相中了距離自己的工廠不遠的棲賢鄉向前村。

　　當時，該村響應成都市“三個集中”(工業向集中發展區集中；農民向城鎮和集中居住區集中；土地向規模經營集中)的號召，已將村里不宜耕種的兩塊總面積達1100多畝的山坡地整理完畢。其中一塊300多畝，一塊800多畝。

　　2003年，成都市開始大力推進城鄉一體化，很多區縣都建立了每月通報制度，對各鄉鎮土地流轉的數量進行排名。距金堂縣城不遠的棲賢鄉，在這項排名中一直名列前茅。

　　牛晉渝找到村上，表示了對其中一塊300多畝土地的承包之意。但相關人員告訴他，該地塊早已名花有主，業主(當地對承租者的一種叫法)是金堂縣當時著力引進的一位外地商人。

　　從金堂縣物價局辦公室主任的位置上下海后，牛晉渝在生意場上已經摸爬滾打了10多年。起初做貿易、做車行，稍有積蓄后開始做實業。1999年辦抄手(即餛飩)連鎖店，經營4年后風生水起，于是將品牌交由別人管理，自己則轉建工廠，生產辣椒油、花椒油和豆瓣醬。現在這些產品行情看好，他又將視線投向農業基地，大面積種植花椒，同時插種辣椒和其他短季農作物。

　　沒想到，承包土地一事，竟在半年之后出現了轉機。那個外地商人主動找上門來，希望牛晉渝接手自己尚未到期的那300多畝土地。

　　到了2008年年初，另外一塊800多畝的土地也出現了問題。原來的業主眼見獲利無望，臨陣脫逃，租金一文未付。受害的農民一怒之下，把路給封了。

　　在選擇業主這一問題上，地方政府面臨兩難。一方面，他們希望找高端合作者，以便讓土地的規模經營效益得到最好的體現。但另一方面，這樣的合作者少之又少，且大都留在了發展潛力更大的近郊。

　　在土地流轉數量指標的無形壓力下，這些合作者一開始就注定是魚龍混雜�！吨袊�新聞周刊》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合同未滿中途撂挑子的事情并不稀罕。并且，有的人并非抱有真誠的合作目的，而是盯上了這碗聞著香噴噴的“政策飯”。

　　無奈之下，政府找到牛晉渝，希望他把800畝的那塊地也給接下來。一開始，牛晉渝拒絕了。后來縣領導承諾，去年8月底之前，向他提供800萬元的貸款，到去年年底，向他提供總額不低于1000萬元的貸款。牛晉渝這才答應把這塊地也“吃”進來。

　　但到了去年年底，這筆錢最終沒有到位。牛晉渝要求退回這800畝土地。縣政府再次向他承諾，提供50萬元的價格調節基金和700萬元貸款。在2月26日接受《中國新聞周刊》記者采訪時，牛晉渝說，這筆錢縣農業投資公司已經批準，只差成都市農投公司的一紙批文。

　　為了填補城鄉一體化過程中的資金缺口，成都市專門成立了農業投資公司，以這種方式實現政府的投入。但在有些業主拿到貸款后屢屢中途退出的背景下，政府在這方面的資金扶持變得越來越謹慎。

　　投入的形式，除了貸款給業主，還有一個著名的模式，叫“湯營模式”。

　　2005年，湯營村經過土地整理，共集中了1060畝的土地，其中包括農戶土地入股1000畝，集體新增土地入股60畝，入股土地每畝每年保底收入800斤黃谷。邛崍市國有獨資企業“興農投資公司”投入100萬元作為風險投入，入股“湯營農業有限公司”。

　　為了保證股東利益，該公司規定，公司經營利潤的一半作為生產發展資金，另一半作為分紅資金(興農公司與村民和村集體按照五五分成，農戶與村集體按股分紅)。興農公司不拿走紅利，該紅利留給村集體經濟組織所有，待資金壯大到一定的程度后，村集體經濟組織用該筆資金回購興農公司投資的風險股金(原則上等額回購)，作為村集體股。

　　2006年，湯營村試點一年之后，湯營農業公司的資產由經營初期的221.35萬元增長為269.85元，創利48.5萬元。

　　一半的入股農戶，每年的收入就分為三部分：一是保底的收入，每畝土地是800斤黃谷；二是每畝務工收入1000多元；三是入股分紅。這樣加起來，以2006年計，湯營村村民每畝平均收入1930元，與傳統農業每畝每年只有500元的純收入相比，增收了1430元。

　　農民的邏輯

　　牛公司的到來，為36歲的鄒仲英解決了兩個問題：一個是錢的問題，另一個是就業。

　　她家的6畝山丘地，由于耕種難度很大，原來一直撂荒。后來經過整理，租給了牛公司。根據合同，每畝的價格大多在五六百元左右。每年的6月30日，鄒仲英就能收到一筆3000多元的土地租金。

　　對楊秀括來說，土地租金簡直就是飛來橫財。從初中畢業開始算起，他已經十七八年沒有種過地了，家里的地都是免費交給別人代耕。他一直認為，即便是不收一分錢交給別人種，也比自己種更劃算。就是從外地回來收一趟莊稼，成本也遠遠高于地里的收成。

　　即便是在那些無力外出的留守老人眼里，租給老板種也比自己種劃算。邛崍市油渣鄉馬巖村60多歲的老人付定銀，給記者算了一筆賬：他總共9分耕地，一季稻子一季玉米算下來，按照一般的市場行情，一年的收成也就1000元多一點，但光生產資料的投入就要六七百元，收益遠遠比不上租出去所能獲得的500多元的租金。

　　這還沒有算上人力成本。馬巖村的一位農民說，長期以來，農民種地就是“義務干活”。但有了打工的經歷后，農民開始思考這樣一個問題：我的勞力放在地里能掙多少錢，放到城里又能值多少錢？“算清楚這筆賬以后，農民就再也不愿意種這個地了�！崩习暹M村以后，又產生了另外一個對比：自己種地能掙多少錢，租給老板又能掙多少錢？

　　付定銀就做過這樣的對比。他把9分地一半留作自己耕種，一半租給村里的集體經濟組織種植竹子。農忙時他就在自己的地里忙活，閑時就到集體經濟組織找些活干。隨著“三個集中”在成都郊區的逐步推開，在村里找活干正變得越來越容易。石巖村除了一個竹業合作社，還有一個蔬菜大棚，還有一些養雞專業戶，這樣零零散散地打零工下來，一個月平均也有三四百元的收入。而自己辛勤耕耘的那塊土地，一年下來的利潤總共才不過幾百塊錢。

　　當然，能夠輕易找到活也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年輕人大多已經出去打工，村里對這些機會缺乏真正的競爭。

　　鄒仲英到牛公司后沒多久，就從一個普通的工人，被提升為公司的辦公室主任。工資也從以前的七八百元，漲到現在的一千多一點。牛與村里簽訂了20年的租地合同，而這對她來說，意味著解決了20年的就業問題。

　　她說，那時候正好到了退休的年齡，她可以拿著自己的耕�；�金去養老了。耕�；�金是成都市政府2008年出臺的一個舉措，即以對農民補貼的形式，提高農民保護耕地的積極性。補貼的標準是一等地每畝400元，二等地每畝300元。

　　這些補貼，農民并不能每年提取，男的要等到60歲、女的要等到55歲，在政府核實過其土地確實沒被破壞后，一次性地發給農民。不過，到農民手里的只有上述金額的90%，另外10%則被用作農業保險的補貼。

　　但農民也發現，這些收益的計算中間，漏掉了一些可能的風險，比如有可能收不到租金。牛晉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與牛公司一樣，很多業主正在承受來自租金的巨大壓力。這一支出的比例，一半都占業主總支出的50%以上。有些并無多大經濟實力的業主，本希望借助土地的產出來償付地租，在產出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就會拍屁股走人。

　　人員的工資也不是沒有風險。它是業主的第二項大的支出。牛晉渝說，在牛公司的支出構成中，人員工資的占比達20%還多。由于農產品的周期較長，且受自然條件影響較大，業主都盡量避免先期的大量投入，在人力成本上是能減則減。本刊記者在金堂縣調查發現，常年用工在10人以上的農業產業項目在該縣并不多見，大多數項目以季節性的臨時用工為主。

　　園區上崗

　　“三個集中”還產生另外一個就業渠道——工業園區。

　　在年前返鄉之前，楊秀括已在東莞待了將近15年。這15年，他從一個初中畢業的毛頭小伙，熬成了一個8歲女孩的父親。

　　不久前，一個朋友從老家打來電話說，現在家附近也有很多工廠，不如回來。

　　此時，發端于太平洋對岸的金融危機，已經嚴重蠶食了“世界工廠”東莞的大量訂單。楊秀括所在的鞋廠，原來一個月只休兩天，現在一個星期休兩天。楊秀括原來的收入有2000元左右，到離開東莞前，已經縮水了一半。

　　而此時的金堂，已經承接了從成都市武侯區遷移出來的一些鞋廠。這些鞋廠和一些輕紡和建材企業一起，組成了金堂縣的工業集中發展區——成都市紡織制鞋工業園區。截至2008年底，該園區已經引進項目154個，總投資達91億元。

　　年前，楊秀括順利通過了當地一家鞋底生產企業——成都昆泰實業公司的面試，并在年后正式上班。他告訴本刊記者，每個月保底工資1200元，訂單多時還能多拿。

　　他感覺很知足。收入雖然比起生意紅火時東莞要低一些，但如果刨去房租、吃飯以及在外地生活難免要發生的費用，剩下來的收入其實差不多。并且最重要的是，在家里干活，“感覺安全多了”。

　　于是，他打電話給在浙江打工的堂哥，他老婆也從東莞趕回來，一起進了這個廠。

　　金堂縣委書記楊林興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稱，金堂的農民工受整個經濟大環境的影響顯而易見。往年年關，農民工返鄉的數量一般只有1萬多一點，今年則暴增到5萬多人。金堂縣勞動局向本刊提供的截至2月17日的統計數據顯示：這5萬多返鄉的農民工中，已有2.5萬人重新返回打工地，另外的2.5萬人中，2.2萬人尚在觀望，剩下的3000人，則已在金堂縣內實現就業。

　　這3000個在金堂縣內就業的農民工，有相當一部分進入了園區企業。昆泰實業副總經理鄒小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今年春節前后，他們組織招聘了100多位工人，有二三百人報名，其中一半以上是返鄉農民工。

　　相對于那些剛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的農民，園區企業更中意這些有著沿海氣息的農民工。昆泰實業副總經理鄒小芳說，她判斷一個員工是否優秀的標準之一，是看其是否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那些長期受競爭氛圍熏陶的返鄉民工，在這方面的優勢顯而易見。

　　但園區內企業受金融危機的影響仍然顯而易見。走在寬闊的園區大道上，兩邊的工廠要么大門緊閉，要么開工不足。雖然很多的企業貼出了招工的公告，但進去了解后才知道，很多的企業是出于儲存人才的考慮，至于何時能夠上崗，還要看訂單恢復的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