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6月28日，陜西省政協原副主席龐家鈺被蘭州市中級法院判處有期徒刑12年。在眾多落馬的貪官中，龐家鈺職務不算最高，刑罰不是最重，但卻成為去年反腐中的“明星”人物，被社會公眾貼上“裸體貪官”的標簽。

　　“裸體貪官”，簡而言之，就是那些妻兒都在境外，孤身一人在國內的貪官。

　　“像龐家鈺之類的‘裸體貪官’，如何在他們邁出國門之前，就阻斷其‘勝利大逃亡’的美夢，我們應該集思廣益，拿出對策。”上海市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陳旭代表告訴記者。

　　這其實也是今年參加兩會的許多代表委員共同的心聲。

　　“裸體貪官”危害非同小可

　　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中一組數據引人注目：2008年，檢察機關會同有關部門加強境內外追逃工作，抓獲在逃職務犯罪嫌疑人1200名。

　　據介紹，一般而言，“裸體貪官”逃亡之路一般分三步走：第一步，先以種種看似合理的借口，把妻子兒女弄出境外；第二步，暗度陳倉，將巨額國有資產非法轉移出境，以解決一家老小的后顧之憂；第三步，自己先暫留國內掩人耳目，一旦有風吹草動，便溜之大吉。

　　“‘裸體貪官’的危害非同小可。”江蘇省揚州市公安局廣陵分局文峰派出所民警陳先巖代表認為，會嚴重危害到國家的政治、經濟安全。

　　財產申報劃出高壓線

　　“對于‘裸體貪官’，官員收入申報制度本應該是一劑猛藥，但是實踐中，往往流于形式。”山西省檢察院檢察長柯漢民代表說。

　　我國早在1995年就實行了縣處級以上領導干部收入申報制度。在現實生活中，往往填報時，大家互相一串，填的數額大致一樣，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也就僅僅成為“畫在紙面上”的高壓線。

　　值得欣慰的是，新疆阿勒泰地區從今年1月1日起，開始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把過去通行的官員“收入申報”擴大為“財產申報”，并在阿勒泰廉政網和當地主流媒體上公示官員的“財產申報結果”。

　　刑法第七次修正案也為阻止“裸體貪官”滋生提供了法律武器，把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提高到十年，這對于震懾貪官包括“裸體貪官”會產生不小的威力。

　　“不管怎么變化，關鍵還是要抓落實。”陳先巖代表認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還要注重可操作性，必須看著好，用起來效果也好。

　　讓群眾網上“曬裸官”

　　“懲治貪官包括‘裸官’，僅僅靠檢察機關一家單打獨斗顯然不行。”陳旭代表認為，當前，我們有紀委、監察部門的監督，也有輿論監督、群眾監督，大家形成合力，一同去發現腐敗的蹤跡。

　　北京市檢察院副檢察長甄貞委員告訴記者，當前，很多部門都有自己的信息庫，但是只限于內部使用，而不對其他部門開放。有時，往往貪官拿到了外籍綠卡，我們還不知道。如果把信息資源共享，加強檢察、銀行、房地產等部門之間的橫向配合，也許能盡早揪出貪官。

　　“檢察機關查案，有相當一部分線索來源于人民群眾的舉報。”甄貞委員說，用人民群眾“雪亮的眼睛”去監督，也不失一個好辦法。

　　“網上‘曬裸官’也是一個妙招，同樣是群眾監督的一種表現形式。”重慶市檢察院第一分院副檢察長李鉞鋒委員認為，通過網絡這個途徑，腐敗線索的提供不再是傳統直線式的，而是點對點式的，很快捷，往往也會發揮難以想象的作用。

　　加強國際合作追逃

　　“裸體貪官”一旦外逃，是否意味著有關部門無可奈何？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去年檢察機關追逃職務犯罪嫌疑人1200名，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成果。”廣東省律師協會副會長、廣東東方昆侖律師事務所主任朱征夫委員說。

　　作為國際大都市，上海檢察機關積極辦理最高人民檢察院交辦的司法協助案件，2008年追捕到案潛逃的職務犯罪嫌疑人10人。

　　雖然成效顯著，但由于目前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和外國開展引渡合作，都要求以存在雙邊引渡條約為前提，在追逃潛逃貪官的工作方面，我們國家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

　　福建省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李明蓉代表指出，自從我國批準加入了《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與《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公約》后，我國國內法(包括刑事訴訟法)與國際公約，特別是刑事司法國際合作適用的公約還不是完全銜接，應在我國即將再次修訂的刑事訴訟法中增加涉外刑事訴訟程序問題的若干規定，或者對刑事司法國際合作程序法律適用的一般原則、合作程序等主要問題作一些可操作性的規定，為公安機關、檢察院和法院適用涉外刑事訴訟程序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據。

　　朱征夫委員建議，在現階段，我國應積極建立多部門合作和聯絡工作機制，通過公安、檢察、外交、金融、司法等部門的協作，建立多部門協作機制，開展全方位緝捕外逃貪污賄賂犯罪嫌疑人的工作，逃出去的也要竭盡所能追回來。(徐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