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氓醫生》這部電影里,梁朝偉飾演過一位玩世不恭的醫生。醫生的導師說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話,“所有的科學歸納的最高層次都是一樣東西,就是哲學。”通過這句話,他告訴人們,無論你的職業是什么,一定要有仁者之心,博大之情。
有人曾說,現在看病是“機器看病,醫生打雜”。醫院的機器是越來越精密,而“人”變成了冷漠的機器操作者。令人憂心的是,人的這種“工具依附性”不只表現在醫學領域。這一切皆源于所謂的“專才教育”,正是文理分科強化了人的這種“工具性”。
馬克思有過一句名言:“資產者唯恐其滅亡的那種教育,對絕大多數人來說不過是把人訓練成機器罷了。”不幸的是,我們至今卻仍在把人當成某種預期的工具來訓練。在文理分科的背景下,當科學家群體和人文學者群體變得相互陌生、互不理解,必將導致“人文學者對科學的傲慢,科學家對人文的無知”。
馬克思是偉大的哲學家,但他課余最大的愛好之一就是演算微積分和幾何題;愛因斯坦是偉大的物理學家,但他的小提琴拉得甚至比專業選手還好;還有諸如錢學森、李四光、華羅庚、蘇步青等等,也皆是文理兼容的大師。1948年,梁思成曾做過一個題為“半個人的時代”的講座。他指出,科技與人文的分離,會導致出現兩種畸形人:只懂技術而靈魂蒼白的空心人和不懂科技而奢談人文的邊緣人。如今,六十多年過去了,半個人的時代卻在盛行,這難道不是一種悲哀嗎?
在現實中,選擇文科還是理科,這是所有高中生都必須面臨的選擇。在高考的指揮棒下,分科無疑決定了一個高中生未來的命運。作為過來人,筆者也曾面臨這個“生存還是死亡”的命題,并最終根據自己的“偏好”選擇了文科。現在,作為一名文科類博士生,為了研究之便,盡管惡補了高等數學和高中的物理、化學常識,卻仍然覺得書到用時方恨少。文理相通有一個典型例子:熵是物理、化學中的一個用來度量混亂度的單位,可是,隨著美國社會學家J·里夫金的《熵:一種新的世界觀》的出版,“熵”理論如今已無處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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