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學術腐敗事件曝光不斷。浙江大學對“賀海波論文造假”好像并未手軟，選擇了“3·15”這個特殊的日子，通報了處理結果，涉及造假的副教授賀海波被開除出教師隊伍，現任院長的院士李連達任期屆滿后，不再續聘。如今的媒體和藝術家，對知識分子現狀也開始投入了更多關注。近日北京首都劇場熱映的話劇《操場》，由詩人鄒靜之編劇，關注的也是大學里教授的精神狀況，在知識界引起了很大反響。

　　對學術腐敗的評論，可謂浩如煙海，但大多是拿學術評價體系或學術背后的利益機制來說事兒。或指責當下學術評價體系只看重論文數量，不在意質量；或指責目前大學或學者之所以重視評估，是因為評估數字關系到切身利益；或指責院士、導師等成了學術“包工頭”，將學術研究變成謀取個人暴利的工具。一份調查顯示，有64.3%的學術研究者用“嚴重”一詞，來形容當下的學術腐敗情況。

　　然而，這終究只是一些現象，本質卻是一些知識分子的精神出了問題，他們對知識和真理早已喪失了基本的尊重。無論大學和研究機構，還是管理學術機構的部門，都把學者追求真理看成了上個世紀的古老觀念。一個追求與捍衛真理的學者，在過去會是英雄，在今天則可能成為人們眼中的傻瓜。他們給這個時代取了一個好聽的名字，叫知識經濟，言下之意是我們進入了一個知識必須服從經濟的年代。假如知識不能成為我們獲利的工具，它就毫無意義。大家似乎相信“知識就是力量”，但其實關心的是它有沒有轉變成產品的力量。

　　因為對知識只抱著工具主義的態度，知識分子也成了小技術官僚的代名詞。他們迫不及待地炮制一些毫無學術發現的論文，因為晉級也好薪水也罷，都與此緊密相關。實際上，在他們看來，這些論文和肉販眼中的豬肉，并沒太大差別。論文就是人生，如同豬肉是肉販的人生一樣，平庸的論文耗去了大部分學者平庸的一生。他們自甘墮落地把自己打扮成一個知識小販，向各類研究基金和投資叫賣他們的研究計劃。他們龜縮于公眾視野之外，成天奔波于各類研討會上，對熟悉的同事和同行發言，操著比新聞公報還要枯燥乏味的話語講一些毫無見解的大話、行話。他們按照利益機構的指令和時間表，定時、定量地生產著對時代毫無意義的學術觀點。他們不是靠思想活著，而是靠不思想活著。

　　知識分子生活的墮落早已不是什么新聞了。正如鄒靜之在《操場》中所揭示的，他們不僅喪失了獨立的思想能力和對社會事務關心的能力，也喪失了生活的能力，愛的能力，更談不上對知識和真理的信奉了。知識分子曾被看作知識的衛士、社會的良心，他們對真相、真理的熱愛，曾是他們首要的美德，然而這種美德，在今天的知識分子中竟成了一種稀缺資源。他們淺薄無聊的形象，不僅損害了一個時代知識分子的權威，更貶低了知識和真理在民眾心中的影響力和價值。

　　當知識分子以平庸、自大和墨守成規作為學術生活的準則，失去了發現真相、捍衛真理的欲望時，當知識淪落為機構或個人獲取利益的工具時，當對學術腐敗的批判不去觸及知識分子整體的精神現狀時，其實爆出任何離奇古怪的學術腐敗事件都是正常的。真理好比蘋果，它的生長不僅需要環境，也需要養料和時間。(葉匡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