陜西丹鳳高中生徐梗榮受審時猝死，目前已經下葬。涉嫌此案的多名警察被檢察機關立案調查控制，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最后的結果。不過，死者家屬已經得到了賠償。他的喪葬撫恤等費用按國家標準于3月12日先支12萬元，其余待賠償到位后一次性解決到位；其父徐和平、其母曹會玲、祖母杜金娥從2009年7月起終生享受當地最高標準低保。

　　這些賠償條款，已經說明了很多問題。但是，有更多的問題冒了出來。在檢察機關的調查沒出最終結果時，為什么家屬能夠得到當地政府的賠償金？另外，低保的發放，國家有相應的規定。對于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居民，均納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圍，所需資金由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列入財政預算。徐家人均收入是什么水平？是不是低于當地人均收入保障標準？當地政府部門并沒有給出個“說法”，就把三個最高低保名額給了徐家人。

　　可以推論，死者生前并沒有收入，如果他的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的生活保障標準，事出之前家人就應該享有低保待遇。可是，為什么事出之后死者的家人立刻獲得了終生的最高低保待遇？低保，究竟是低于當地收入標準的中國公民從當地人民政府獲得基本生活物質幫助的權利，還是權力部門用于為暴行埋單的工具？

　　人死不能復生，冤案必須查清、殺人者必須得到懲處。這都是毋庸置疑的。受害者的家人得到相應的補償，更是合理合法。但是，在關鍵時刻，開出優厚條件，讓死者家人不再鬧事，似乎是一種慣用手法，但絕對不合理合法。“幾天里，在政府部門工作的親戚輪番來到徐家棲身的小旅館。親戚和一行人提著一袋錢來找徐和平，他們千方百計地勸說著……”這袋錢是哪里來的媒體沒有再做深究，但是，可以想象，這袋錢和“最高低保待遇”一樣，是籌碼，是經不起深究的。

　　這樁慘案，是破壞司法程序、無視國家法律導致的惡果。但是，用同樣違背國家規定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后果會怎樣？當地的公安隊伍能夠從此整肅一新嗎？當地的社會秩序，能從此長治久安嗎？法制不是用違法行為來保障的，這個道理，當地政府明白嗎？(侯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