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民權縣手足口病疫情經媒體報道后，日前衛生部工作組正式確認兩歲半的胡文艷死于手足口病，河南省沒有手足口病死亡病例的說法被打破。雖然民權縣上報的數據稱沒有更多患兒死于手足口病，但目前記者已經找到了10個疑似手足口病的死亡病例；而在山東菏澤，這一疑問仍在翻版著繼續。(《南方都市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新京報》3月24日)

　　每有疫情，必有瞞報。瞞報謊報者屢禁不絕，絕不只是道德層面出了問題，更是出于成本收益的“最優”選擇。瞞報比直言的機會成本小：一者，上級對疫情反應遲滯，過于信賴下級之“報”。若不是媒體記者捅破了這層窗戶紙，監管部門還會“下訪”相關數據？為什么最具渠道優勢的監管部門，卻屢屢被媒體報道牽著鼻子走？為什么總是不夠專業的記者輕易就發現了上報數據之外的實情？

　　二者，瞞報后果雖然嚴重，但責任罰單很容易轉嫁。譬如河南民權在結果還沒有搞得很清時，就毅然決然地出臺了“嚴肅處理責任人”的通知：副縣長朱華光向縣委、縣政府作出檢查，給予縣衛生局局長楊保軍、副局長閆明玲、縣人民醫院院長王在啟不同程度的警告處分，免去縣疾控中心主任黃紹方的職務，給予120急診科長蘇婧撤職處分，辭退救護車司機王七龍。又是辭退又是撤職，你能說這個處分力度不大？可我們用腳趾頭也能想清楚：急診科長、司機之類的所謂“責任主體”，除非吃飽了撐的，恐怕連“報”的資格都沒有，何來瞞報謊報的激情？

　　公共事件上的謊報瞞報屢見不鮮，要反思一下：有些制度是不是也在逼人扯謊？新聞事件中，經常會有人很誠實地說“報上去就要丟官”：上報則意味著丟官，而瞞報可能逃脫責罰，即便被上頭發現瞞報，最壞也就是丟官。如果沒有合情合理的公共事件上報激勵機制，不瞞報也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