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汕頭市潮南區東浮山村的村支書兼村主任朱某，在全村人均耕地只有0.2畝的情況下，竟強占24畝地修建自家的活人墓。該墓開工一年多來，村民不斷舉報，直到近日被央視曝光，耗資百萬的墳墓才被清理，當地有關人士4月6日表態：“將在一周內完成地貌恢復，同時恢復栽種”。(《廣州日報》4月7日)

　　朱村官的富裕程度真令人咋舌。不過比這更令人咋舌的，是他的權力之大、占用公共資源之易，以及這種行為的被糾正之難。這位村官不僅強占村里土地造墓，宅基地也比別人大出好幾倍；此外，占地造墓還直接影響到村民澆地，是故民怨沸騰。因此，這不單單是侵占公共資源，簡直是對村民利益的無視甚至是挑戰。

　　村官之“小”實在不如針尖，但并不上“品”的村官，卻有著唯我獨尊、莫可予奪的無上權力；權力大就大吧，身兼村支書和村主任，竟然成為村民利益的對立面。

　　如果留心一下有關鄉村新聞或司法案件，即便像強占土地修建活人墓這般明顯夸張的事件并不多見，村官侵占公款、損害公共利益的事情卻時有發生。具有大權力的小村官，并不是少數。在筆者看來，這種現象折射出鄉村權力格局仍有亂象，說明“強人政治”在鄉村仍有著相當廣泛的存在，顯示出對農民的權利保障仍有諸多未盡之功。

　　令人費解的是，如此明目張膽毀林占地修建墳墓的村主任，真是村民選出來的嗎？這是不是專家學者所關注的鄉村“強人治村”乃至“地痞治村”的活標本？而村民屢屢舉報未果，究竟是因為基層鄉鎮政權薄弱，還是這樣的村官本就是鄉鎮政權所扶持起來的，其出格作為只不過是被“慣”壞了而已？

　　十幾年前，上海學者曹錦清所著的《黃河邊上的中國》曾風靡一時。通過那本書，許多人更清楚地知道了“黃河邊上的中國”與“黃浦江邊上的中國”——也即落后的鄉村和發達的城市——所存在的巨大反差，乃至發現了一些根本性的不同。其中一個重要不同，便是鄉村的權力屏蔽權利現象相當嚴重，農民難以保護自己的利益，甚至不知道誰能真正替自己行使權利。十幾年已過，透過“村官豪墓”的現象，也許可以說，在“黃河邊上的中國”，人們所不愿意看到的權力失范和權利空洞現象，仍有所存在。(郭之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