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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旦教授:不要以憐憫心態把地震當事人當作災民
        2009年05月07日 16:15 來源:解放日報 發表評論  【字體:↑大 ↓小

          ●主持人:本報記者 龔丹韻

          ●嘉 賓:梁永安(復旦大學副教授)

          編者按一年前的5月12日,四川汶川發生特大地震,讓數萬同胞歿于瓦礫。一年后的今天,我們的心仍然牽系著那片土地、牽掛著那里的人。我們在思考,這一年來,我們是以怎樣的方式銘記這場震災?這一年來,我們的防災減災工作取得了哪些進步?一年來,我們的志愿者服務意識又發生了哪些變化?在紀念汶川地震一周年之際,我們推出“再望汶川”系列訪談,讓我們一同梳理:這場震災究竟改變了什么?教會了我們什么?

          龔丹韻:再過幾天,就到“5·12”汶川大地震一周年的紀念日了。痛定思痛,汶川大地震后,表現地震的作品,從詩歌、電視劇到文藝演出等層出不窮,其中有不少給人留下了較深的印象。您對這些文藝作品總體感覺如何呢?

          梁永安:表現真實災難的文藝作品有很大難度。因為災難總是突如其來,這時候的創作,不管是日常經驗,還是個人的生存體驗,都與當事人有很大距離。出于習慣思維,創作者很容易不知不覺套用非災難經驗,去演繹和敘述災難,把一切都抽象化后,再提取出意義。事實上,反而是地震中當事人一些樸素、原生態的只言片語,更能打動人心。

          多年前,電影《緊急迫降》放映后,該航班機長接受采訪時說,當時迫降過程并沒有那么緊張,因為人都處于全身心的投入中,想不了那么多。其實,反映地震的作品也是如此,如果渲染得很大、角度宏觀,反而可能會流于粗糙。

          我們常常想從大災里面找出英雄主義的氣概,但是真正具體的環節上,并不是每一刻都那么壯烈,處處都是傳奇,而是有一個自然的展開過程。生命體驗需要體會細節的一點一滴。宏觀敘事、英雄主義敘事,連普通大眾都能想象出對白和場景如何設計,在感染力方面就可能有所欠缺。虛構片里,觀眾會為一個英雄的命運揪心,而在真實的災難面前,作品里的情節和結局怎么走其實無關緊要,觀眾想看到的,是在生命展開的過程中,能否帶來心靈的撞擊。災難作品如何把握分寸,不落入俗套泛泛而談,確實考驗藝術家的功力。

          龔丹韻:文藝本來就要高于生活,戲劇效果和矛盾沖突是敘事的核心所在,究竟需要怎樣的把握,才能表達好汶川地震?

          梁永安:主要難度在于,進入現代以來,人的生存體驗不像以前那樣具有共振性。比如泰坦尼克號沉沒,以前拍的《冰海沉船》非常樸實,表現茫茫大海中人力的不可抗爭,也就足夠了。但現在是一個高度分工、高度技術化的時代,人們在不同的生活處境里,感受非常細化,平時都未必能夠相互理解,差異越來越大。一千個人腦子里有一千種災難場景,想象災難的時候,需要越過個人差異體會當事人的感情,不像過去用自己的經驗也可以替代,實在很難。

          但是從中獲得文化沖擊還是有可能的。隨著歷史的發展,人們對生命的關懷視角有了很大改變,加入了更多科學的成分。除了情感反應,還有前因后果的觀察、理性的調查、診斷式的解讀,已經不只是一種簡單的人道主義關心。為什么生命如此無常?人生的價值和意義何在?有沒有避免大規模天災人禍更好的方法?每一次災難面前,都會激蕩起人們對這些千古母題的再一次思考,而且由于時代的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理念的不同,每一次的啟迪都會不一樣。如果認真、具體地去探求,無論什么樣的回顧紀念形式,應該都能給我們以回味。

          龔丹韻:那么您覺得在汶川地震中,值得我們銘記的文化意義有哪些呢?

          梁永安:這個時代,從根本上說是一個平民時代。面對日常生活時,平民的艱難困苦是一種常態,本來就不可能一帆風順。所以在大災難面前,人們不僅要靠大無畏的英雄主義,還要依靠一些基本的生命能量,一股迸發出來的求生欲,這些能量的作用同樣不可低估。從這個角度去考慮,生命的頑強、人不斷去把握自己命運的能力,非常值得我們重視。

          中國文化有一種倫理的梯度。講群體意識的干部放棄家人去救百姓,這是一種崇高的精神。而普通人,第一反應往往是自己的親人。只要親人還在廢墟里,就不顧一切跑回去救人。這是千古傳續的親情,同樣很真實。我們以往只注意社會性、公共性的表達,不太彰顯那些親情倫理的力量,但是在汶川地震中,卻是這些平凡人的故事,令大家將心比心,感同身受。

          回溯歷史一般有三種維度,一是大的國家民族觀,二是家族血脈的延續,三是文藝作品對生活的超越、想象。近代以來中國大事不斷,所以宏大敘事的角度成為我們回溯歷史的主流,幾乎形成了對大事件的本能反應。家庭敘事一直處在邊緣狀態。然而不得不承認,樸素的血緣家庭也是感動炎黃子孫的地方。比如地震中11歲的男孩背著4歲的妹妹長途跋涉,走出災區。妹妹太小還不懂事,拿著唯一的一瓶水只管喝,哥哥滿臉塵土、嘴唇干裂,不棄不離。又如有個人一定要把妻子的尸體整理干凈,換上一身新衣,用摩托車帶回家去安葬。還有一位鄉村里的父親背著去世孩子的遺體,一路上人們紛紛讓道,充滿人道光輝。這種倫理型的默契,無言無形,卻擲地有聲。

          龔丹韻:一年后的今天再回顧這場地震,與一年前有什么不同之處呢?

          梁永安:我們不可能隨時保持在抗震狀態,后期漸漸會步入常規,如何在平靜下來的生活中,對待這場災難,著手進行重建,顯然更加艱難,也更加復雜。

          地震讓我們看到了許許多多難忘的瞬間,感受到了生活的真實。這些感動在日常的模式化生活中,本來未被察覺,現在一下子透露出來了。比如“80后”當志愿者的熱情,比如全國人民同此一心的凝聚力,比如草根生活中豁然顯現的道德文化。我們不能光從書本里學國學,也要從生活本身來思考文化傳承。文化蘊含最豐富的部分在鄉村社會,在民族生活的地表上。從這個意義上說,對地震的紀念,可以把中國人的文化基本面打通,促進文化內部的自我認知。

          我也希望不要以一種憐憫的心態,一直把當事人當作災民,把汶川當作災區,F在,視他們為新家園的建設者可能會更好。同樣,懷念逝者,不在于生命消失本身,而在于生命的尊嚴。汶川的各種情景,一年后回憶起來依然感人,是因為我們可以感受到,中華民族飽經災難,還能如此堅韌,不是因為個體強大,而是人和人之間那樸素的生命聯系。這是我們發展的文化動力,是生活幸福的希望所在,值得深深銘記。

        【編輯:吳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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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國實施高溫補貼政策已有年頭了,但是多地標準已數年未漲,高溫津貼落實遭遇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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