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高考生偽造民族身份，騙取加分事件，并沒有平息，雖然石柱縣副縣長因此受輿論抨擊，高考狀元何川洋失去進入北大的機會。但他們只是重慶31名“假民族考生”中的一部分，重慶市聯合調查組依然拒絕公開造假的其余29人。輿論也因此沒有平息。

　　新華社此前發文質問，不對外公布造假者名單，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聯想和揣測：沒有被揭穿的造假考生，有沒有更深的背景，更多的腐敗現象和幕后交易？而7月6日《廣州日報》也報道，此次查出6名虛假民族考生的巴蜀中學一位老師表示，“該校學生的父母，大多非官即商，很有辦法”。這些信息不禁讓人質疑，“不公開”的背后到底是什么？

　　按照《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規定，涉及公民切身利益，或可能對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響的信息，政府應當主動公開。而在此次的重慶加分事件中，那些弄虛作假的考生，已使其余考生的“切身利益”和高考錄取的公平受到損害，所以公開名單理所當然。

　　因為“加分門”的“流行”，去年巫山縣的高考文科狀元龔余失去上北大的資格，去年的重慶文科狀元劉超然也差點沒上成北大……不透明的“加分門”，必須讓它曬曬陽光，才能還當地數以萬計的考生一個公道。

　　重慶如今對輿論要求公開名單的呼聲不理不睬，看來，由當地自動進行改正，已是近乎奢望。那么依《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考生或其他公民有權向相關政府部門申請獲取造假名單信息；政府機關應在15個工作日內予以答復。這是法律賦予公民的知情權，而不是個別“調查組”可以自行決定的。重慶相關部門若不依法履行政府信息公開義務，那么監察機關、或上一級行政機關也應介入，責令改正，并追究決策者的責任，維護信息公開制度的嚴肅性。

　　實際上，重慶“加分門”發展到目前，已經不是一個高考生加分、錄取問題，而是一個公共事件———政府應向公眾證明公權力運作的公正，乃至公務員自身的廉潔，補救之前個別公務員的徇私舞弊給社會公正帶來的損害。

　　也就是說，除了公民個人、監察機關上一級行政機關可以適時介入，對于“加分門”中可能存在的公務員瀆職、腐敗的行為，司法部門也應有所作為。

　　查閱有關法律，雖然刑法第418條規定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招收學生工作中徇私舞弊罪，只是針對招錄，并不適用于“加分門”；但“加分門”中涉及戶籍和學籍管理的多個部門，肯定要依賴關系打通環節，人們有理由相信，另外的29人也同樣有不正當的“利益輸送”，甚至是赤裸裸的權金交易，可能涉及瀆職犯罪、賄賂犯罪。面對如此多的“線索”，司法部門應依《刑事訴訟法》規定的職權，主動追查“加分門”中可能的腐敗犯罪活動，即使經查實后只是一般的違法行為，不構成犯罪，也算是給民眾一個交待，而不是讓“加分門”自此不明不白地被人遺忘。

　　何川洋父母當年為其改變民族成分時，才14歲，他不應為此背上十字架。但如果沒有公開究責，不給民眾一個交待，如果不公正的考試環境還在繼續，誠實考生的利益還在受損，那如何杜絕“加分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