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代市長王榮表示,“農民工”的概念已發生變化,這批農民工的下一代再來到深圳,穿的是T恤、牛仔褲,留的是很時尚的發型,他們不能再被稱為“農民工”,深圳“農民工”這個概念將會消失。(《廣州日報》7月6日)
一個最簡單、最難以回答的問題是,“農民工”概念消失,那這個群體應該叫什么?能叫“市民”嗎?即便不是市民,能叫“市民工”嗎?
可事實上,他們依然離“市民待遇”相隔十萬八千里。在城市,他們沒有自己的房子,沒有固定的住所,依然是“暫住”;他們的子女依然不能同市民子女享受同等的教育,依然需要“借讀”;他們依然時不時遭受城里人的白眼,依然會為找不到活兒、討不到工錢而提心吊膽;他們依然沒有醫療和養老保障,沒有基本的“市民”待遇。
穿上T恤、牛仔褲的農民工第二代,雖然形象已大為改觀,與市民所差無幾,可這并不說明他們已是“市民”。不然,當40名外來工人員獲批落戶上海時,他們也不會激動得淚如雨下。一個戶口意味著什么,個中的滋味,只有“農民工”自己心知肚明。改變一個稱謂不難,消滅一個概念也容易,但是,難以改變的是“農民工”這一弱勢群體的生存處境、國民待遇和社會福利。
“農民工”這個稱呼或者說概念,是“歷史地”形成的,它何時消失,并不依賴于個人意愿。在城鄉二元結構的藩籬前,在如銅墻鐵壁的戶口壁壘面前,在不斷加大的貧富差距面前,無論穿上多么漂亮的馬甲,無論公共管理部門能“恩賜”幾十張戶口待遇,“農民工”還是不折不扣的“農民工”。(石敬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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