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非常耐人尋味、讓人不解的現象，在輿論的一再追問、家長的不斷要求、媒體的步步緊逼下，在“不公開也會被網絡搜索出”的大勢所趨下，重慶市有關部門仍執(zhí)意不公開民族成分造假考生名單。媒體記者在該部門采訪時注意到，當一男士提到“有很多媒體要求公布違規(guī)學生名單”時，該部門一領導回答：“別管他們！”并稱“迄今沒有接到新的、可以公開的通知”。(《成都商報》7月7日)態(tài)度甚是強硬，一副死挺、硬挺、決不向輿論妥協(xié)的姿態(tài)。

　　不明白重慶有關方面為何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韙，毫不客氣地說，重慶有一萬個理由必須公布違規(guī)名單，沒有一個理由可以拒絕。

　　首先是造假高考狀元家長的緊逼。對于自己丟官停職和兒子被北大拒收，何川洋的父母雖十分痛苦，但既然違規(guī)被曝光了就只能承擔違規(guī)的代價，接受了這個殘酷的懲罰。但他們提出了一個要求：希望重慶公布其他違規(guī)考生名單，同樣接受社會監(jiān)督。他們認為北大放棄錄取何川洋跟他是高考文科狀元的身份有關，其他違規(guī)者不能因為沒有出頭和冒尖就可以逃脫懲罰。何家這樣的要求是非常正當的，如果規(guī)則僅僅懲罰冒尖者，而對其他違規(guī)者視而不見，這對何川洋非常不公。

　　然后是媒體和輿論的緊逼。自從曝出重慶查出30多名民族成分造假的考生后，輿論就沒有停止過要求重慶公開名單的要求。這一方面是信息公開的要求，公眾有權利知道是哪些人在違反法律和踐踏公平，到底是哪些人在瘋狂地分享著加分政策的盛宴；另一方面是監(jiān)督的需要，只有公布了違規(guī)考生名單，公眾才能對招生部門進行監(jiān)督，看那些違規(guī)者有沒有依法受到嚴懲，踐踏公平者有沒有付出應付的昂貴代價。人們對教育公平的信仰本就很脆弱，公眾也需要這樣的“嚴懲信息”來確立他們對規(guī)則的信仰和公平的信賴。正因為此，甚至連一向謹慎的新華社都步步緊逼，緊盯違規(guī)名單不放，炮轟重慶“繼續(xù)沉默就是不作為”。

　　再就是自證清白的需要。這樣一份違規(guī)名單，重慶有關部門為什么要這樣捂著，是不是里面有太多見不得人的秘密和丑陋，是不是該部門自己身上很不干凈？害怕公布名單會把自己卷入輿論旋渦——鑒于重慶的一再硬挺，已有不少人懷疑，該部門官員是不是利用這種特權給自家子女加分了，所以怕見陽光。如果自己清白坦蕩、利益無涉的話，為什么不公布呢？越是捂著名單，公眾的好奇心就越強，輿論的疑心就會越重，迫其公開的壓力就會越大。所以遲公布不如早公布，被動公布不如主動公布。

　　還有，當下網絡監(jiān)督方興未艾，搜索技術爐火純青，網眾的監(jiān)督熱情正在興頭，你重慶有關部門捂著名單不公開，神通廣大的網絡自然會一點一點地把你不愿公開的東西曝出來——能搜出周至尊的香煙，搜到林嘉祥的身份，搜到周老虎的破綻，搜到官員的出國考察費用清單，搜出一份違規(guī)名單要費太長時間、太多麻煩嗎？其實網眾和紙媒的配合已經查到了好幾個違規(guī)者的名單，這樣搜下去不久就會有結果。名單其實已不是多大的秘密，重慶有關部門仍然這樣硬挺，有什么意義，有多少價值呢？只有徒增輿論反感和網眾亢奮，顯出自身的不干凈，丟掉自己的公信力。而且律師也一直在緊逼，不公開將起訴招辦；專家在炮轟，拒絕公布名單是新的丑聞。

　　輿論壓力這么大，曝光又是大勢所趨，一萬個理由逼著他們公布，重慶為何仍頂著這么巨大的壓力拒絕公開呢？我想，他們一定有很大的難言之隱，難言之隱，不是為了保護未成年人，不是保護年輕人免受輿論過度滋擾，不是為了孩子們的隱私和前途，而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為了官場的集體利益。也許，他們拒不公布違規(guī)考生的名單是為了控制事態(tài)的發(fā)展，每一個名單背后都可能有一個權力通吃的丑聞，也是為了防止曝出更多的濫權丑聞。他們很清楚，違規(guī)的可能絕不止這31名考生，曝光的擴大化和失控可能會把更多的丑聞攪出來。曝光出來受到嚴懲的家長和孩子是絕不甘心自認倒霉的，失去了官職，沒有了前途，強烈的不公感和絕望感會驅使他們曝出更多丑聞。如果任由這種“揭露”蔓延和失控，也許會攪出官場更多的丑惡，揪出31名違規(guī)考生外生出更多的違規(guī)考生來，這是重慶有關部門所不愿看到的，也是竭力想避免的。

　　也許重慶有關部門所以一直沒有依法取消何川洋的錄取資格，也是怕因此激怒何家將其逼到官場的對立面。公不公布名單，要考慮到已不是法律和規(guī)則，而是官場大局和既得利益。這，可能才是死挺的根本原因。

　　曹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