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絡傳杭州“5·7”案被告人胡斌系替身的謠言，有網民對其替身進行人肉搜索，稱替身是一位的哥，名叫“張禮礤”，并上傳了“張禮礤”的照片，更有網民猜想“可能是有三個胡斌”。此話題目前在網絡上不斷發酵。

　　一起原本應該案情明晰、情節簡單的普通交通肇事案，為何呈現出如此懸疑的發展趨勢？要洞悉撲朔迷離的“替身門”，必須將時間撥回案發之初，還應系統梳理一遍肇事者及其家人、當地公安機關以及死者家屬的種種表現。簡單回顧，稍加提煉，我們可以得到幾個關鍵詞：“富二代”、“飆車”、“欺實馬”、“113萬賠償”。

　　正是這幾個關鍵詞激蕩起的民意潛流，將這起發生于鬧市斑馬線的交通肇事案推到了公共事件的位置上。不得不說，胡斌和他母親、朋友在案發現場沒有對生命表現出起碼的敬畏和尊重，給關注此案的公眾心里留下了極其惡劣的印象。

　　再結合“富二代”這個關鍵詞，對這對缺乏人情味、炫耀著權勢囂張表情的母子，很多人是厭惡的，這也是一審胡斌被判三年，很多人認為判得太輕的原因。加上庭審時那個眼神乖巧，站姿謙恭的被網民認為是“張禮礤”的人，與案發現場那個以手遮臉的胡斌判若兩人，“替身論”就這樣出現了。

　　有評論者認為，庭審時胡斌沒必要使用替身，所謂的替身論只是社會“仇富”心理作祟，是繼續妖魔化“富二代”的表現。這里，我們假設張禮礤是個和賈君鵬一樣的虛擬人物，那么“他”是怎樣出現的呢？

　　可以說，替身說在胡斌案上出現或有其偶然性，但是在信任危機的大環境下，這種以不信任為基調的凝聚民意焦慮的事件出現又有必然性。確實，從“俯臥撐”到“躲貓貓”、“做噩夢”，以及胡斌的“七十碼”，上海的“壓力差”這些事件中，都凸顯了民意對職能部門的某種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