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巖松：

　　我覺得首先這次能夠最后快速的得以解決，真是讓我們很擔心的一種局面，大家也都在議論，當事一下子鬧成了這樣一個不可收拾的地步的時候，重視度也就增加了，否則也不會有7月31日長沙市委書記親自到現場，之后你發現，你看這兩天解決的速度之快，買單的力度之大，都解決了。就會讓很多人去想，我們是不是也該這么做，才能把問題得以解決，這是最糟糕的一種模式。如果我們能更主動地去解決，成本會低得多。尤其這次我們別忘了，還付出另外的成本，那就是政府的公信力和形象的成本，那也需要很多年才能夠去彌補。

　　另一方面，我覺得要有新的渠道，我覺得媒體監督的常態化，另外法律的途徑等等，很多因素共同行使起來之后，恐怕就不至于說我只能找一個門，這個門不幫我解決，我就解決不了，如果解決問題的通道很多，并且都能形成有效，監督形成合力的話，這可是十七大報告里明確強調的，要把監督形成合力，一旦形成合力的話，此路不通，另一個路是通的，這塊不亮，另一個地方是能亮的，所以總有解決問題的方法。

　　主持人：

　　我們接下來連線中國政法大學《環境法》的教授王燦法，王教授。

　　王燦發(中國政法大學《環境法》教授)：

　　你好。

　　主持人：

　　剛才我們在演播室里說到一個對環境污染的事件，各方面形成一種合力，站在您這個《環境法》的角度來看，哪些方面都應該共同參與進來？

　　王燦發：

　　這個案件反映了當地的環保部門監管不利，像這樣造成大面積的人群受害，而且時間這樣長，如果環保部門稍微履行點職責的話，也不至于這樣。

　　主持人：

　　還有一個問題，這件污染事件已經造成了幾個人因為受到了重讀的污染而死亡，像這種事件發生之后，僅僅把兩個環保官員撤下就完了嗎？

　　王燦發：

　　我覺得問題不是這么簡單，因為什么呢？像這樣的一個企業，按照原來《環保法》的規定，它要建的時候就要做環境影響評價，還有按照“三同時”來進行建設，這些手續做了沒有，如果環保部門沒這么做，后邊有沒有政府在后邊有干預，所以這些我覺得都是應該查的。

　　主持人：

　　另外王教授，國外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時候，往往會用到一種叫公益訴訟，在我們國家，這個是不是可行？

　　王燦發：

　　公益訴訟現在在中國已經被披露好多年，但是真正提起公益訴訟的很少，有的說是檢察院提起公益訴訟，有的說是最近中華環保聯合會提起兩個公益訴訟。但是由于目前《民事訴訟法》和《行政訴訟法》都沒有規定，非直接厲害關系人向法院起訴污染者和不履行法定職責的行政機關，所以公益訴訟提起來還是比較困難的。

　　主持人：

　　好，謝謝王教授。

　　最后一個問題，我覺得咱們應當關注，當這樣的環保事件還是發生的時候，怎么能夠追究相應人的責任？

　　白巖松：

　　其實剛才你之所以問到公益訴訟的時候，是因為有一個先例，廣州有一個區的檢察院，最后以原告的方式，起訴了一家污染企業，檢察院，這幾乎是沒有先例的，最后果真告倒了這家污染企業，但是它畢竟還是太少，也需要我們的法律相關的去解決。

　　這件事情發生完了之后，有兩個要點我覺得是要放在這兒的，第一個，我們應該讓我們真正的環境監測部門日日監測，扮演老百姓的眼睛，而不能讓老百姓的身體作為監測部門的一臺儀器去運轉，最后是通過老百姓身體出現了問題，檢測出環境有問題。

　　主持人：

　　但這件事情是眼睛還在，但是被布蒙上了，你怎么辦？

　　白巖松：

　　接下來的時候就是一定要強調在環境方面，隨著各地意識的增長，一票否決，而且在法律上要賦予他這方面的執法能力。

　　另一個角度來說，我們的政府不能再有僥幸心理，當他在有苗頭就能夠治理的時候，就要盡早地治理，否則將來后患無窮，你要買更大的單，而且丟失的東西是很多很多的，從形象到具體的這種財政。而且很難的時間能夠彌補回來，更不要說被鎘污染，被重金屬污染的土地有的時候需要20年，甚至30年，不斷地耕種，不斷地銷毀，不斷地耕種，不斷地銷毀，最后才能復耕，這是一個多么漫長的過程。

　　主持人：

　　你看我們經濟的快速發展，有的時候企業的利益和政府追求的目標，在某種程度上它是吻合的。

　　白巖松：

　　所以我覺得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了，否則就不會由又快又好，現在變成了又好又快放在前面，而且很多地方都在提環境的一票否決制。你要知道要長期監測，企業一開始為了自己能夠生產，當然要懵你，一定要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