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杭州飆車案、“6·30”南京醉駕案的傷痛尚未平復，慘劇再次發生。

　　據報道，8月4日晚，一名17歲的女孩在浙江省杭州市莫干山路上由東往西過馬路時，被一輛轎車撞死。警方已確認駕駛員為酒后駕車。

　　近來，“醉駕”、“飆車”連同跟在后面的死傷數據，一再觸痛公眾敏感的神經。悲痛之余，人們也在謀求治病良方。究竟是以交通肇事罪，還是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抑或是修改刑法，增加一條“危險駕駛致人死亡罪”？

　　一方面，媒體、網絡傳遞出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另一方面，不同的法院對類似案例給出了不同的判決結果。

　　到底如何是好？今天（6日），記者采訪了有關法律專家。

　　主觀狀態是定罪關鍵

　　根據我國刑法，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即應當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發生危害社會的結果，因為疏忽大意而沒有預見或已經預見而輕信能夠避免。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則為故意犯罪，主觀上希望或者放任危害結果的發生。

　　最高人民法院咨詢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國家法官學院教授周道鸞，以他從事審判和法律政策研究工作40年的經驗認為，對于“醉酒駕車撞人”或“飆車撞人”到底應處什么罪名，不能一概而論，要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

　　主客觀相統一是我國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則。周道鸞認為，對于主觀上確實存在“間接故意”的駕車撞人者，應當堅決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但是對于其他的“過失”撞人者則必須依照現行刑法和司法解釋以“交通肇事罪”處刑，司法機關不能在社會輿論壓力下，只看到損害后果的嚴重性，而不考慮當事人的主觀狀態。

　　如果駕車者對于損害后果的發生是持一種放任態度的話，那么就是間接故意，應當以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量刑。如果駕車者主觀是一種過失的話，那么則應當以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

　　周道鸞說，區分過失和間接故意，確實有難度，但并非不能區分。如損害后果發生后，肇事者積極進行救助、支付醫藥費等，則大體可認定為過失。

　　交通肇事罪量刑分等級

　　“應當慎重適用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周道鸞認為，司法機關不能屈服于社會壓力，擴大刑法的打擊面。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主任林維教授告訴記者，醉駕撞人以及飆車撞人，在司法實踐中一直大量存在，而且各地都有大量的判例。因為網絡傳媒的緣故，社會公眾對此才高度關注。

　　“人們認為胡斌等人判輕了，應該重判。”周道鸞說，“公眾這樣理解當然有其合理性，但是通過宣傳刑法及有關司法解釋，應當可以打消公眾的疑慮。”

　　“刑法及司法解釋對交通肇事罪的量刑其實并不輕。”周道鸞說，1997年刑法與1979年刑法相比，提高了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按照3個等級設置量刑幅度，最高可判15年。

　　我國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運輸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至于何為其他特別惡劣的情節，周道鸞說，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早就對此予以明確了，即：死亡二人以上或者重傷五人以上，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的；死亡六人以上，負事故同等責任的；造成公共財產或者他人財產直接損失，負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責任，無能力賠償數額在六十萬元以上的。

　　增新罪名無實際作用

　　有輿論認為，現行刑法不足以威懾打擊酒后駕車、飆車等惡性違法事件，應將“危險駕駛致人死亡罪”寫入刑法。而周道鸞和林維都說，“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周道鸞給記者講了一個20多年前的案例。

　　1982年1月10日，北京天安門廣場上人來人往。突然一輛轎車猛地沖向人群。所過之處，有人被碾入車底，有人被騰空撞出。事件共造成5人死亡19人受傷。

　　當時在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工作的周道鸞主審此案。“那時的罪名還不規范。大家一致認定，肇事者的行為危害了公共安全，我的意見是要把危害手段加進去。”周道鸞翻出當年的判決書告訴記者，最后的罪名是“以駕車撞人的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致人重傷死亡罪”。

　　1997年刑法修改時，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周道鸞說，1997年刑法“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中的“危險方法”包括任何危險方法，醉酒駕車、飆車等行為當然涵蓋其中。如果查證了主觀狀態屬于間接故意，即可定為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林維認為，即便增設了新罪名，對于司法實踐也沒有任何實際作用。因為，最關鍵的問題是界定過失和間接故意。本報記者 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