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20歲左右的瘦弱男子，由于自己所駕駛的寶馬車無牌照、無保險，被高速交警攔下要求暫扣車輛。誰想到，“寶馬男”當場發飆，高聲叫道“要扣車，這輛車我不要了，你們開去好了，我無所謂的。”這個某私營企業老總的兒子、俗稱“富二代”的年輕人，甚至大言不慚地叫囂“500萬擺平交警”，還在高速公路接連上演了“砸車秀”和“自尋短見秀”的鬧劇，令交警和路人瞠目結舌。(《錢江晚報》8月12日)

　　杭州“5·7”飆車案震驚全國，在此前后，北京、重慶等地也發生過類似的“富二代”飆車致人死傷的悲劇，“富二代”教育隨后成為一個非常熱門的話題。筆者以為：對“富二代”固然需要進行“財富教育”，由于這是一個特殊的群體，對其教育的難度更大，這些都是客觀事實。然而，對“富二代”僅僅是教育的問題嗎？改革開放已經歷了30多年，市場經濟波瀾壯闊，不能一概認為，一路走過來的“富一代”們都是精神貧困者。再者，重視財富繼承和精神傳承乃至“一切為了下一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富一代”們即使再忙，完全忽視子女教育的人畢竟還是少數。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的“富二代”問題，其主要根源是社會縱容。

　　正所謂“存在決定意識”。“富二代”們如何看待和對待財富，與權力如何看待和對待財富，有十分密切的關系。舉個例子：“富二代”一旦犯事，無論是飆車撞死人還是別的人身傷害事件，“富一代”們借助各種資源、動用各種手段以達到盡量使子女減輕處罰的目的，此乃人之常情。問題在于，其目的常常是可以甚至是不難達到的：要么花錢買減刑，要么疏通行政權力干預司法。如此一來，一種扭曲的“財富觀”便很容易在“富二代”的內心深處建立起來。

　　說穿了，對“富二代”的社會縱容，還是來源于權力對“富一代”的特殊關照：孩子犯事了，對地方GDP、稅收有著重要貢獻的企業家一旦說情說到門上，當權者難道能不給一點兒面子？

　　“富二代”們如何看待和對待財富，以及如何看待他人的生命，與整個社會如何看待和對待財富同樣有著密切關系。“富二代”們當然有其特定的社交圈，但這個圈子畢竟是狹小的，他們還需要在更廣泛的社會交往中彰顯自身價值、獲得心理滿足。

　　無論是恬不知恥的炫富還是精神貧窮的表露，假如受到的全是蔑視和鄙夷，其自身價值、心理滿足肯定就無法實現，甚至可能形成一種強有力的環境制約，從而促其反思。假如得到的更多是艷羨和巴結，情況則相反。不能不說，樹立正確的財富觀和平等意識是當今“富二代”們最需解決的精神文化問題，更多不富的人同樣面臨這樣的問題。

　　所以，對于“富二代”的教育問題，僅僅歸咎于他們的父輩不僅顯得有些不公允，也無法找到有效的解決途徑。 (劉以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