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條黃河看秦問晉

　　一河之隔兩省路途各異。今年上半年，山西是全國唯一出現GDP負增長的省份，陜西則保持GDP高速增長，達11.8%。秦晉之間的距離在十年中越來越大。

　　文 本刊記者 蘇楓

　　坐在陜西看山西，黃河一路奔騰，開山破土鑿就了黃河上最長的一段連續峽谷河段——晉陜峽谷。

　　同樣的黃土高原，近似的鄉音，兩省在資源、文化與歷史上都曾有著相似的起點，導游們呼喊著“地下五千年看陜西，地上五千年看山西”，似乎兩省看遍即已經看過中國五千年歷史。

　　“給我個杠桿吧，我會撬動地球”

　　十年前，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站在關中大地上，大手一揮，陜西成了“西部大開發”的橋頭堡。一河之隔的山西人只好自嘲是“不東不西”。直到五年前“中部崛起”，在中部六省中最為邊緣的山西才開始了加速前進。

　　十年前，提起陜西，國人腦海中浮現出來的關鍵詞是：黃土地、窯洞、西安、唐朝、兵馬俑、絲綢之路、還有賈平凹的《廢都》。

　　廢都一度成為西安的代名詞，陜西當時的境況不言而喻。

　　“國家正式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以來，陜西一年比一年好。”陜西省社會科學院區域發展咨詢中心主任張寶通回憶，每年13%以上的經濟增長幅度雖然極為顯眼，但更重要的是，陜西在剛開始加速起跑的時候就發現了自己的短腿。

　　差距與飛秒

　　“浙江人站起來就干，陜西一些人坐下來就學；浙江人邊干邊學，陜西一些人為學而學； 浙江人為發展而干，陜西一些人為榮譽、政績而干；浙江人想著小事，從小事干起，陜西一些人根本看不上小事，夢想著干大事；浙江人什么地方都敢去，陜西一些人守在家門口，啥地方也不想去……” 2003年，時任陜西省統計局總統計師楊永善找出了陜西人與浙江人的33個差距，并將陜西的種種發展困境命名為“陜西現象”。由此引發了一系列巨大的爭論與反思。

　　此時，黃河另一邊的山西則仍在為自己尋找政策支持，呼喊加入“中部”的聲音越來越響亮。

　　“陜西現象”曾是西部十二省中的獨特景觀——科教是大省，經濟是小省，收入是窮省。張寶通認為，陜西原來的戰略本身有缺陷，片面強調高新技術和裝備制造業。陜西是個典型的二元經濟結構，以航空航天為代表的全國最先進的產業在陜西，但是陜西地方經濟又很落后。以國防科技為代表的產業，體制上和地方隔離、產業鏈和地方斷裂。因此，形成了“陜西現象”。

　　“陜西現象”爭論過后，陜西省決策層迅速地調整了陜西的發展方向與模式，逐步實現了由“傳統”到“現代”的轉變。

　　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是陜西突破過去模式的一個縮影。在西安的城市版圖上，西安高新區的擴張速度非常驚人，從幾平方公里到如今的34平方公里。這里誕生了激光“飛秒”技術，1飛秒只有1秒的一千萬億分之一。國慶閱兵75%裝備來自此地。高新區里有“三多”：院士多、國家重點實驗室多、前沿科技研究成果多，每年至少有10家企業上市。

　　科技而不是別的，將西安的發展速度提升到了“飛秒”的境地。

　　2009年6月6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專程前往考察西安高新區，他在這里親自操作開了兩臺車，一臺是法士特的新品變速器，開完后他說，“我也可以駕駛重型卡車了。”另一臺則是比亞迪的新能源汽車。

　　溫家寶稍后與企業家們座談時強調：“要把西部大開發提高到新的水平。”

　　20天之后，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發布會，新發布的《關中—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宣稱要把關中—天水經濟區打造成為“全國內陸型經濟開發開放的戰略高地”。國家發改委西部開發司副司長李應明透露稱，西部大開發的新政策正在研究制定之中。

　　可憐韓愈看不見

　　2008年四季度和一季度，中央“4萬億元”投資項目共計下達陜西省65.4億元。其中， 2009年一季度下達35.9億元。2009年，陜西省提出了9個領域、共計171個重點建設項目，項目總投資8710億元，其中2009年度投資額為1449億元。今年計劃的骨干鐵路、公路和地鐵等交通設施重點項目年度投資就達494億元。

　　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陳秀山認為，最近幾年來陜西異軍突起不奇怪。“陜西的綜合實力表現在兩方面：一是產業基礎好，二是人才有優勢。”陜北逐漸打造成為國家新能源重化工基地，關中地區則成為陜西經濟引擎和科技動力的核心區域，陜南之綠色產業迅速崛起。

　　十七大后，陜西的口號由“建設西部經濟強省”改為“建設西部強省”。2008年，陜西經濟總量排序由20位升到了19位，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6位升到了22位，農民人均純收入從28位升到了27位。

　　陜西省甚至提出了“搶抓國家擴大內需的政策機遇”的口號，支持在縣域范圍內建設工業園區。一系列重金砸向了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和能源化工項目。

　　賈平凹不再描述西安的頹勢，他7月份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散文慨嘆秦嶺的變化，可憐當年的韓愈 “雪擁藍關馬不前”，而自己坐車三個半小時就到了。他贊稱：“從西安到棣花，從棣花到西安，我不再以出生在山里而自卑。車每每經過秦嶺，看山巒蒼茫，白云彌漫，就要念那首詩：“啊，給我個杠桿吧，我會撬動地球；給我一棵樹吧，我能把山川變成綠洲；只要你愿意嫁我，咱們就繁衍一個民族。”

　　中國社會科學院西部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魏后凱認為陜西在探索科學發展的道路上，形成了可以借鑒的陜西模式。陜北的發展勢頭非常好，依靠資源拉動起來了。中部的西安，裝備制造、高新技術企業都起來了。“陜南是山區，前幾十年都沒起來，但未來發展勢頭非常好。搞好這兩樣——一個油氣開發、一個旅游，陜南就能起來！”

　　陜西模式是否形成尚待研究，但是一個兩翼齊飛的陜西已經跑得更加平穩快速。

　　問晉：山西何時好風光？

　　“人說山西好風光、地肥水美五谷香”，郭蘭英的甜美嗓音曾讓人們對山西產生了溫暖的向往。

　　改革開放三十年后的山西，溫暖不再。由“山西”二字，國人引申出來的詞語有：煤、礦難、死亡、喬家大院、晉商、煤老板、暴富、礦工、貧窮……

　　“省長卸任定律”

　　煤，是山西繞不開的過去與現在。

　　2009年9月16日，本應是山西舉辦第三屆煤博會的時候。但是今年以來，困頓的經濟形勢讓山西決策層愁眉不展。7月26日，山西省商務廳發布公告:“煤博會明年再辦，今后將改為兩年一屆。”

　　山西坊間則流傳著另一種說法，煤博會一開，省長走人。

　　煤博會，全稱中國(太原)國際煤炭與能源新產業博覽會，旨在“構建煤炭與能源新產業的國際交流平臺，推動山西乃至全國煤炭與能源產業持續健康高效的發展”。山西民間從一年一度9月16日舉行的煤博會總結出來了一個“省長卸任定律”：2007年9月，首屆博覽會一開完，出了 “黑磚窯事件”，省長于幼軍走了；第二屆煤博會開幕前一周，襄汾縣發生特別重大潰壩事故，隨后省長孟學農辭職。

　　2009年的煤博會本來仍在籌備之中，但相關人員將煤博會的計劃上報給省政府后，遲遲沒有動靜，最后的批復是改為兩年一屆。

　　民間說法不足為證，但煤礦安全的嚴峻形勢確是山西省長頭上的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

　　表態“寧聽罵聲，不聽哭聲！”的山西新任省長王君話音未落就遇到了震驚全國的屯蘭礦“2・22”特別重大瓦斯爆炸事故。不愿聽哭聲的王君流著淚說：“屯蘭煤礦瓦斯爆炸事故影響極其壞，我們對不起死難礦工……”

　　山西換完省長之后怎么辦？

　　一位前山西省高層官員對近年來的省長頻換頗有看法，他評點前幾任省長稱：“于幼軍本事不大，不是人們想的那樣。這么高的領導，第一政策水平要高，第二政治感要有，第三要有敏感性。作為一個領導來說，于三點都沒有。某個縣向他匯報，說我們這個縣增值稅太高，能不能免一些。他說好，免6%吧。那是稅法！他隨便說！另外，他在一個地區三天能定90多個幾十億元、上百億元的大項目。知識分子對他沒有感興趣的，他大話連篇。”

　　該官員認為：“孟學農還是懂規矩的人，這個人可惜了。辦事懂程序，沒有空話和廢話，老老實實，像老黃牛一樣往前推。說了一個謊話就把他免了，可惜。山西需要這樣的省長，不需要爭什么，就是做實事。”

　　王君的前任孟學農，近期發表的《心在哪里安放？》一文亦引發了國內外媒體的高度關注，孟在文中表達了他對山西的復雜感情：“心在哪里安放？黃河，太行，汾水呂梁，五臺云崗……還有那3700萬老鄉！我多想多想，手拿把攥著命運的人們，事該干，福該享，沖就沖，浪就浪，舞就舞，唱就唱，五千年文明史再不讓我們悲愴！”

　　山西不能再悲愴了，山西的出路在哪里？

　　靠不住的煤

　　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表示，年國家計劃投資的4萬億元里面，確定在山西投資額為6500億元。包括高速公路、鐵路項目，包括棚戶區改造工程，這些項目都已經啟動，動工了，有可能實現固定資產投資增長20%的預期，

　　山西在4萬億元中搶得的政策支持超過了陜西。

　　但是山西的煤炭經濟仍然積重難返。

　　“對現在的山西來說，是成也煤炭，敗也煤炭。所以，山西的資源優勢，同時也是巨大的資源陷阱。”全國經濟地理研究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區域與城市經濟研究所教授陳秀山說。

　　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不無痛心地說：“山西人太依賴煤了！無論從短期和長期來看，盲目的挖煤而不注重生態環境的補償，都是得不償失，終究會吃虧。據有關資料表明，山西因挖煤、煉焦、發電造成的環境損耗，保守估計每年達56.71億元，20年環境損耗價值總量為1134.2億元。

　　從2004年開始，山西經濟的增長幅度一直排在了各省市的前列，但是“煤老板炫富”以及接連不斷的“礦難”始終纏繞著與之前行。這種增長終于在2008年碰到了全球金融海嘯的冰山上。

　　負作用開始顯現，2009年一季度，山西GDP增速-8.1%；上半年，GDP增速-4.4%。作為全國唯一負增長的省份，山西再次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 新華社的一篇報道解釋說，山西“黑”與“綠”的抉擇顯示了山西經濟負增長中的轉型之變。

　　“山西的四大支柱產業是同類型的，不存在互補性。”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潘云說，其他省的支柱產業有上游產業又有下游產業，有互補的作用。但是山西的產業是同類的，都屬于資源型上游產業。這次金融危機又對上游產業的沖擊巨大，山西的經濟受影響就難以避免。

　　“東方不亮西方亮，如果煤炭產業受到局限，我們還有文化產業、旅游產業。”山西省委書記張寶順則認為，現在要找一些出路，不能只依靠煤炭產業，不能“一棵樹上吊死”。要化危為機。通過結構調整，來淘汰那些規模小的、技術管理落后的項目。而且按照經濟周期原理，當經濟再度起飛的時候，經過結構調整后，新的生產能力將是現代化的。

　　秦晉之間；中西部模式之變

　　不是黃河，而是發展模式的不同隔開了秦晉兩省的距離。

　　大同是山西省的“煤都”，建國60年，大同采煤60年。大同新任市長耿彥波稱大同礦井“有企業沒形象，有裝備沒技術，有場區沒價值，有資源沒品牌”。

　　內蒙古鄂爾多斯、山西大同和陜西榆林是全國三大產煤城市。與大同不同的是鄂爾多斯和榆林上升速度兇猛。

　　榆林舍得花錢。這個陜北城市今年準備投入近百億資金用于整合資源。副市長姜國璋明確表示，對低于300億元人民幣的煤炭開發項目，榆林今后將不配置煤炭資源。

　　潘云認為山西的情況跟陜西不同，“現在，陜西的平均礦井規模是70萬噸，而山西僅有36萬噸，且30萬噸以下的煤礦占到70%；全省2600多座煤礦，實現機械化綜采的只占到11%，40%的煤礦還是延續很原始的炮采方式。”

　　榆林市神木縣的財政收入，就超過了“南六縣”的總和。但神木另一種變化也引人關注，神木推行“全民免費醫療”制度，引起全國關注。

　　十年西部大開發，五年中部崛起。中西部兩省的變化可能是觀察中西部發展方向上的一個觀察點。

　　山西社科院副院長潘云分析道：“山西的發展模式是一個特殊的發展模式。長期以來，山西的發展首先是以最快的滿足國家需求的思路來的，國家對煤炭的價格一直管得比較嚴。山西的發展過程，滿足了國家的供應，但是給自身的發展帶來問題，就是煤炭的價格沒有放開。陜西走的路和我們不一樣，它可能自主發展方面強調得比較多，因為沒有給它煤炭這個壓力，可以自主調整。”

　　在左右搖擺和直線上升之間，兩省的模式之變或可顯示出中西部不同的發展方向。

　　未來的中西部政策的持續拉動將會使兩個地方面臨新的考驗和競合，黃河上越來越多的晉陜大橋映證著這一趨勢。

　　(實習生于靖園對本文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