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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汪嘉波 光明日報高級記者

　　只要有關部門不再以那種“犧牲有理”的思維方式來對待市民的利益，北京的老百姓肯定是愿意做出點犧牲的

　　《國際先驅導報》文章 金秋九月，隨著新中國成立60周年慶典進入倒計時，國慶安保工作越來越引起全社會的關心。政府相關部門將其視為“重中之重的頭等大事”，普通百姓則把它看成是“不得不面對的煩惱和責任”。

　　“少擾民”表態體現親民態度

　　日前，公安部發布消息稱，公安干警應在確保安全前提下盡量少擾民、不擾民，為國慶活動營造良好的社會治安環境。國內媒體將公安部的這一表態視為“重大新聞”，港澳報刊則認為這樣的承諾表明了政府的親民立場和態度，其意義和影響遠遠超出了承諾本身。

　　慶典離不開安保，而安保則必定擾民。“盡量少擾民、不擾民”的表態說明警方已經充分意識到，安保與擾民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想讓安保措施到位，就要或多或少驚擾百姓。警方能夠做的，不過是“盡量少擾民”。人們看到，隨著國慶大典的臨近，北京警方的防控力度正在逐步升溫：行人體驗道路封閉；司機遭遇車輛限行；乘客“享受”“逢包必檢”等。北京街頭的民警多了，交警多了，武警也多了。他們增大了巡邏密度和力度，提高見警率和巡防覆蓋面，加大了對網吧、游戲廳、洗頭房、歌舞廳、賓館旅店等場所的清查整治力度。這些“擠壓犯罪空間”的舉措肯定會帶來“凈化社會治安環境”的碩果，但在警方實施這些安保措施的過程中，很容易影響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并使一些市民深感“心理壓力過重”。

　　是承諾，更應是行動

　　其實，“少擾民”是一種承諾，一種態度，也該是一次次具體的行動。對警方而言，如何完成“少擾民”的任務，可以發揮的空間還很大。可以肯定，民眾對“任何可能對國慶活動產生重大影響的無線電臺或發射設備須立即停止使用”的措施多半能夠理解和接受，但是，部分市民對“繁華的西單商業街上戴著墨鏡的特警”則會另有感受。“百余名由特警、民警、保安組成的巡邏隊伍，在鬧市街頭巡邏”——如此大張旗鼓的行動固然可以表達有關方面對國慶安保的重視程度，但是否符合安保工作的實際需求？慶祝活動可以隆重熱烈，安保措施最好還是悄無聲息地進行。

　　更讓北京市民頗有微辭的是，經常性的交通限行、地鐵停運等，相關部門并未通過便利的途徑及時通知市民，給一些市民出行造成不便和麻煩。即使是地鐵里廣播通知了停運的消息，但“奉上級指示……”的生硬措辭，仍讓不少市民心里泛起一絲反感。

　　誰都知道，國慶安保十分重要，在目前情況下，尤其要提防“東突”、“藏獨”和“法輪功”。從這個意義上說，“嚴格管控”和“構筑嚴密的首都安全屏障”無疑都是必要的，但如何把握好寬嚴之“度”卻是警方以及相關部門必需盡到的責任。

　　在實施國慶安保措施的過程中，有關方面不能因為安保工作的正當性而對一些措施進行“合理發揮”，而是應當盡可能將這些措施限定在必要的范圍和程度之內，以減輕對公眾生活、工作造成的影響。說白了，就是擾民可以，但要把握分寸，搞過多，就破壞了節日氣氛，背離了歡度佳節的初衷。

　　切莫認為“犧牲有理”

　　安保與擾民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無論在世界的哪個國家，舉辦大型慶典和國際會議時，“不擾民”都是主辦者無法完成的任務。例如，去年的APEC會議，澳大利亞政府采取了“過度嚴厲的安保措施”，引發社會各界的不滿和批評；據說，法國總統薩科齊在國內出巡時，法國安全機構也以“安全”為名，要求當地居民“待在家中”，凡有總統經過的街區，商家都要“拉下窗簾”。龐大的總統車隊前呼后擁，成了法國人嘲笑總統的話柄。

　　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不同。“忍讓”和“寬容”是東方文化中的美德，而我們中國人則更富于犧牲精神。只要有關部門不再以那種“犧牲有理”的思維方式來對待市民的利益，為了國家慶典的順利和成功，北京的老百姓肯定是愿意做出點犧牲的。不就是一時不太方便嗎，民眾多半會用理解的心情去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