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慶近來掀起的“打黑風暴”中，一大批橫行江湖的涉黑涉惡團伙被摧毀。無論是在互聯網上，還是在現實社會中，民眾都一片叫好。

　　仔細考量目前所披露的案情，“打黑”也許只是行百里者半九十——在目前被揪出的黑惡團伙首犯和骨干人員中，不少人都是曾有過違法犯罪前科的“老江湖”，所犯案件中不乏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強奸、搶劫等重大惡性刑事案件。但大多數人入獄后都獲得了減刑、假釋或保外就醫，并在恢復自由后繼續作惡。

　　一些黑惡團伙成員在服刑時，還受到團伙的接濟和照顧，不但自己定期有“生活費”，家屬還能領“安撫費”，出獄后立刻“重回組織的懷抱”，日子過得可謂“瀟灑”。人們不禁要問：“黑老大”何以服刑像度假？他們是如何重返江湖、繼續作惡的？在“打黑”的同時，是否也應繼續深挖司法部門的“灰色地帶”？

　　“黑老大”坐牢如度假

　　用以陳明亮為首的涉黑團伙為例，據檢察機關披露，多名骨干成員都曾因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等罪行入獄，但他們在服刑長則十幾年，短則八九年之后，便紛紛獲得減刑、假釋、保外就醫而出獄，再次重操舊業，危害社會。

　　該團伙骨干成員之一的雷德明，1988年因犯流氓罪被判刑12年，減刑后于1996年釋放，實際只服刑8年；此后他又于1998年因犯聚眾斗毆罪被判刑4年，后被保外就醫釋放。另一名骨干成員李家斌，1990年因犯故意殺人罪被判處無期徒刑，后改判為有期徒刑18年，于2001年11月假釋出獄，實際只服刑11年。犯罪嫌疑人陳斌，1988年5月因犯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死緩，2004年11月釋放，實際只服刑16年。犯罪嫌疑人王勇，于1993年因犯盜竊、搶奪、搶劫罪被判刑20年，2005年4月釋放，實際只服刑12年……

　　事實表明，這些“黑老大”在瑯鐺入獄之后，至多十幾年，就又出獄為禍一方。檢方披露的情況證實，上述這些人員出獄后，并沒有改過自新，而是繼續瘋狂從事違法犯罪活動。他們之中有的成為黑惡勢力的組織領導者，涉嫌從事色情行業、洗碼賭博、放高利貸、敲詐勒索；有的則充當打手、殺手角色，持刀槍橫行街市、殺人越貨。例如上述犯罪嫌疑人李家斌、王勇等人，多次手持獵槍、手槍、砍刀等當街行兇，造成多人重傷，給群眾造成了巨大的心理恐懼，民憤極大。

　　即便是在服刑期間，一些黑惡團伙成員似乎也過得很滋潤，不但能領“生活費”，家屬還有“安撫費”，既無缺錢之虞，又無后顧之憂，可以放心坐牢。例如陳明亮團伙就將非法聚斂的不義之財，部分用于接濟獲刑的組織成員及其家屬。當兩名團伙成員因故意殺人獲刑后，團伙首腦便定期為其發“生活費”，每月還向其父母發“安撫費”5000元，并派專人負責接送其父母到監獄探監。

　　坐牢時“瀟灑”，出獄后也不愁。例如該團伙中著名的“打手”王勇出獄后，在2005年4月至2006年12月間，“組織”向他提供生活費5萬～6萬元，并吸納他重新回歸“組織”，繼續干違法犯罪的勾當。

　　減刑、假釋暗藏權錢交易

　　減刑、假釋制度是刑罰執行的重要環節，必須由監獄考察呈報，接受檢察機關監督，最終由法院審查裁定，此外還有諸多公示程序。能夠獲得減刑、假釋的人員必須“接受教育改造、確有悔改表現”。人們不禁要問：陳明亮團伙中那些身背命案卻紛紛獲得減刑、假釋的“黑老大”，出獄后繼續從事違法犯罪活動，他們是根據什么標準獲得減刑、假釋、保外就醫的？是否都在獄中表現極好？他們又接受了什么教育改造，有什么悔改行為？

　　法律專家表示，在實際操作中，雖然減刑、假釋需要由法院裁定，但法院最終駁回減刑、假釋的情況較少，檢察機關的監督也很難介入。一名囚犯是否能夠獲得減刑、假釋，幾乎是由監管執行機關包辦。人們難免疑慮，曾犯下重罪的“黑老大”紛紛獲得減刑、假釋，其中是否存在不規范的操作行為，甚至是權錢交易?

　　事實上，在一些地方，少數監所執法人員利用規章制度上的漏洞，將減刑、假釋、保外就醫、提供特殊照顧等作為“商品”，大搞權錢交易，讓服刑人員得以“花錢贖身”或是享受特權，成為一些服刑人員“坐牢像度假”的直接原因。

　　例如成都市金牛區原副區長馬建國，因挪用公款罪、故意銷毀會計憑證罪被判刑入獄后，不穿囚衣，不吃囚飯，并享有回家過夜、外出會友、使用手機和外界聯絡等諸多特權，甚至去酒樓赴宴時還要警車接送，引起媒體廣泛關注。據調查，他為了獲得違反監規的“照顧”，先后向監獄長、刑罰執行科科長、一分監區長和教導員等人行賄人民幣298058元、價值8000元的烏木觀音兩尊、價值9500元的香煙25條，成為監獄中的“貴賓”。

　　前不久，廣東茂名監獄的丑聞將“減刑潛規則”暴露無遺。據媒體報道，在茂名監獄，有服刑人員稱“減一年，花1萬；如果再多減3個月，3000元一個月”。連反映勞動成績好壞的“表格”也被監管人員以500元一個的價格出售，甚至連獄中服刑崗位也可以買賣。

　　如何防止“黑老大”重返江湖？

　　“黑老大”倘若坐牢如度假，危害性不言而喻。一方面，服刑不但沒能給他們有效懲處，反而成為他們豐富犯罪“履歷”、向組織效忠的一種方式，使其不懼法律、不怕坐牢，更加肆無忌憚地橫行霸道；另一方面，受害群眾擔心“黑老大”卷土重來，畏懼打擊報復，對犯罪分子不敢報案、指認，使其更加有恃無恐。

　　重慶市高級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長胡紅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黑老大”關的時間太短，外面盤根錯節的‘黑網’還在，可能短時間內又會糾集一幫人，繼續犯罪。從預防犯罪來看，若很快就看到“黑老大”出獄，受害人心里也不能接受。

　　近年來，重慶曾展開多次大規模的減刑假釋清查活動。前不久，重慶司法部門為從嚴懲處及震懾涉黑犯罪人員，提出了“三個一律”的要求，即從2009年7月14日起，重慶市各級法院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罪犯，一律不予假釋；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一律不予減刑；對黑社會性質組織其他罪犯的減刑，在裁定前也要一律公開聽證。

　　這些措施表明，司法部門已認識到減刑、假釋不當的危害性，顯示了徹底打擊黑惡勢力的決心。然而只靠運動式的清查，不能從根本上堵塞漏洞。專家認為，減刑、假釋有時之所以淪為權錢交易，一是由于缺乏法定的判定條件和標準，記分考核在具體操作時有較大的變通余地，為司法腐敗提供了空間。二是對減刑、假釋的監督不夠，缺乏開庭審判、公開聽證。

　　要完善現行的減刑、假釋制度，必須強化檢察院、法院的地位和作用，各監獄看守所作為監管執行機關，所采取的具體教育改造和考核管理措施，必須接受檢察院和法院的監督審查；法院要通過裁決，不斷引導減刑、假釋符合法律的精神和要求，同時推行開庭審判、公開聽證，接受公眾監督；對于已刑滿釋放的黑惡犯罪人員，加強排查摸底，有針對性地做好幫教工作，才能最大限度消除“金錢案”、“關系案”，堵塞“黑老大”重返江湖作惡的通道。（黃豁 王曉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