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民主的中國實踐

　　60年來，我國的基層民主已形成了一個基本框架，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寶貴經驗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楊琳

　　“土地承包到戶后，生產隊不存在了，大隊的人連村里的那一片林子都忙得看守不過來，哪有空管咱們這里的事呢？為了防盜，老鄉把牛拉進屋子同住一屋，總不是長久之計吧？春耕在即，伙著用的渠道總該理一理吧？人畜也不能每天趟過村前這條小溪吧？這些事總得有個組織，有個名義，有人牽頭去辦。這個組織叫什么好呢？”

　　“叫村民委員會吧，這個名字既符合村里的實際，又符合我們的身份。”果作村生產小隊隊長韋煥能和其他5位隊長商議，“生產隊長原來是大隊任命的，現在沒人任命了，那就讓村民來選。”

　　1980年2月5日，在一棵枝葉繁茂、兩百多年樹齡的大樟樹下，廣西壯族自治區宜山縣三岔公社合寨大隊的果作村等6個生產隊的85戶農民，舉行了群眾大會，以無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產生了我國歷史上第一個村民委員會——果作村村民委員會，韋煥能當選為村委會主任。

　　1998年，時任美國總統的比爾·克林頓訪問西安時，將中國的村民自治稱為“自由的微風”。

　　這個評價不是很低。或許在某些西式民主鼓吹者眼中，中國的基層群眾通過自治的方式，來決定與他們日常生產生活有關的具體事務，并不算作“民主”。但通過這種直接民主的形式，從幾千年封建社會走來、習慣了鄉紳保甲治理的中國人，第一次作為權利的主體走到了民主政治的前臺和中心，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實質。

　　共和國走過60年。我國的基層民主已經形成了一個基本框架，同時也在不斷的摸索中走過彎路，積累了正反兩方面的寶貴經驗。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經濟社會的巨變，基層民主以有步驟、有秩序的穩妥的制度化進程，為改革提供了穩定的社會環境，促進了人民知情權、表達權、參與權、監督權的不斷實現。

　　建國60年，中國基層民主的發展站在了歷史的守望點上。2007年十七大的召開，更將基層民主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地。

　　黨的十七大，史無前例地將堅持和完善基層群眾自治制度作為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發展道路的重要內容，與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一并，成為我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四大支柱之一。大會修改的《黨章》總綱部分也有相關內容。

　　“這是繼1998年10月黨的十五屆三中全會作出‘村民自治是黨領導下我國億萬農民的偉大創造’這一科學結論之后，又一個更加全面的重大科學論斷和重大制度安排。”民政部基層政權和社區建設司副司長湯晉蘇說，“基層群眾自治制度的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

　　中國基層民主起始點

　　中國自古就有“王權不下縣”的治理格局和自治傳統。但那種基層自治是以鄉紳、族長、頭人的“小主權者”統治為前提，而不是人民當家作主。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是以工人和農民為主體的人民民主政權，國家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是國家的主人。這成為中國基層民主得以發展的制度起點。

　　實際上，新中國建國之初的基層民主取向，是中國共產黨自身所帶有的民主特質和民主精神的延伸。解放軍部隊中的“官兵平等”、抗日根據地政權的“三三制”原則、黨和國家機構的民主集中制原則，無不給基層民主的發展帶來了極強的發展指向性。

　　曾在政治局集體學習中為中央領導專題講解“我國社會主義基層民主政治建設研究”的華中師范大學政治學研究院院長徐勇教授對《瞭望》新聞周刊表示，新中國成立后，集中精力于繼續推進民主革命，發動人民群眾，以鞏固全國性的新生政權。在農村，發動農民進行土地改革，將基層政權建設與反封建剝削結合起來，將實現“耕者有其田”與“當家作主”結合起來。

　　在工廠，黨發動工人進行廠礦企業的民主化改革，吸收工人參加工廠管理，建立工廠管理委員會和職工代表會議，從而建立起對工礦企業的領導權。

　　在城市，黨在居民區建立了由市民參與的群眾性自治組織——居民委員會。此外，在城鄉基層普遍建立區、鄉(村)人民代表會議制度，定期召開人民代表大會。

　　“中國基層民主的發展由此起步。”徐勇說，“我國人民群眾參與政治與社會管理有了基本的制度基礎，基層民主的實踐開始有了初步的探索。”

　　在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不久，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就注意通過發展基層民主化解新分化帶來的新矛盾，實現新的政治整合。1960年代初先后制定的“人民公社管理60條”、“高等教育60條”、“工業70條”等條例都反映了這一思想。

　　但在這之后，隨著黨的主要領導人對當時的國內矛盾作了不恰當的估計，將干部與群眾之間的人民內部矛盾上升為尖銳對立的階級矛盾，從而主張自上而下地廣泛發動群眾，以革命的方式加以解決。

　　徐勇說，1949年～1978年的基層民主還屬于動員式民主，缺乏制度化基礎和發展空間，并被群眾運動所替代，未能實現通過民主達致有效政治整合的目的，留下了深刻的教訓。

　　然而，這些基層的直接民主實踐并不是毫無意義的。在徐勇看來，前30年的探索留下了寶貴教訓。比如，基層民主的發展與經濟政治管理體制密切相關，不改變高度集權的體制，基層民主的發展空間就會受到嚴重限制。基層民主的發展是民主的根基，依靠政治運動和政治激情來維持的“大民主”破壞有余，建設不足。沒有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的民主動員是不可持續的。民主必須充分實現和保障公民權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