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電視臺錄制節目時，主持人從現場800名觀眾中隨機抽取了一人，讓中國首席反劫持談判專家、二級警監高鋒判斷這個人的身份和性格。

　　沉吟片刻后，高鋒說出了他的答案，對方頻頻點頭。主持人半開玩笑地對那名觀眾說：“他要說得不對你趕緊說，千萬別客氣。”那名觀眾說：“可是他說得真的很對。”瞬時間，現場響起了雷鳴般的掌聲。

　　高鋒是一名談判專家，這個聽上去帶有幾分神秘色彩的職業，卻是真實的存在，并且很有可能在未來成為我國應對人質事件時反劫持作戰的主力。

　　有研究表明，在眾多危機事件中，人質事件是最為惡性的一種，其突發性和主體的“失控”狀態往往使得事件難以控制。如何成功化解人質危機———不僅是對有關部門應急處理能力的挑戰，更是對社會管理智慧的考驗。

　　反思失敗案例“以暴制暴”處置理念應拋棄

　　在北京市昌平區的一間幽靜的茶樓里，記者見到了高鋒。目光敏銳，似乎能看穿人的心思———是高鋒給記者的第一感覺。

　　作為中國反劫持談判理論和實踐的創立者及牽頭人，高鋒不僅實際談判成功過許多人質事件，而且出版了大量著作。因為職業的習慣，高鋒講述案例時的表情非常豐富，隨著事件的發展時而緊張時而舒緩，讓人感覺身臨其境。

　　高鋒將劫持事件分為三類：一類是人們見到和聽到最多的普通劫持人質事件；還有一類是劫持者意圖毀滅城市公共場所、標志性建筑等，“這類劫持事件造成的影響更惡劣，會導致公眾的恐慌”；最后一類是劫持者自我劫持，以自我毀滅要挾他人。

　　2004年是中國人質事件應對的分水嶺。這一年，吉林省長春市發生人質劫持事件，警方在勸說近3小時無效后，當場將劫持者擊斃，但被劫持的人質已受到歹徒的嚴重傷害，經搶救無效后死亡。

　　之后，業內各方人士在總結這一事件的教訓時，一致認為這起人質事件解決失敗的原因是，缺少了談判專家這樣一個關鍵角色。

　　高鋒告訴記者，自2000年以來，我國各地的人質事件陸續出現并有增長的趨勢。與這種趨勢相比，我國相關的處理理念長期以來還停留在傳統的“以暴制暴”的階段。

　　高鋒在外地講課時，一位執法人員就曾當面質問他：“和劫持者有什么好談的呢？”

　　高鋒所接觸過的一個真實案例是這樣的：在一次劫持事件中，當著人質的面，劫持者被一槍打死。這名人質———一名年輕的女護士，從那之后，晚上再也不敢關燈睡覺，精神長期處在崩潰的邊緣。

　　“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我們把人質的肉體救出來了，卻把他(她)的精神毀滅了。”高鋒說，很多情況是不能用武力解決的：比如，劫持者手里是特殊人質，如外事人員等；劫持者手里持有壓發式炸藥；劫持者左右后三個方向都是墻壁，而人質擋在身前，形成一個“死角”。

　　長春人質事件這一失敗案例，更是讓業內對于單純“以暴制暴”的應對理念，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國內資深人質事件應對專家張躍兵警官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劫持人質事件往往涉及人質、現場群眾、警察、劫持者等人員的權益問題，是人質安全優先還是劫持人質事件所涉及的群眾、警察等相關人員安全優先？是采取一元利益還是多元利益？這些問題至今在國內外仍存有爭議。他的看法是，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看，應當從人道主義、縮小事態、保護公私財物、維護地區社會治安穩定的多個角度出發，在立足國情的基礎上對其他國家處置理念加以借鑒，不斷提高人質事件的處置水平。

　　“人質事件在任何國家都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問題。從社會管理的角度來講，通過談判努力，使一種帶有血腥色彩的事件獲得更為人性的解決，并使事件參與者的生命得以延續，是比使用武力手段更好的解決方案。警察到現場不是簡單的解救誰、擊斃誰，而要對所有人的生命負責。”高鋒說，“我通過多年的研究和實踐，對中國1638起劫持事件進行考察后發現，85%的劫持案是可以通過談判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