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人大常委會近日對北京市實施《婦女權益保障法》辦法進行審議，與原草案相比，修改稿中把違背婦女意愿、內容涉及性作為性騷擾的判斷要素，明確婦女不歡迎的才是性騷擾。

　　應該承認，對構成性騷擾作出明確界定，是一種進步。隨著社會不斷發展，這個問題已經無可回避。而對性騷擾進行立法，其出發點無非是為了更好地保護公民私權。

　　我國的性騷擾立法，一直在磕磕碰碰、爭議紛紜中前行。作為一個主觀色彩很濃的命題，實在是有點不好拿捏和界定。從一開始涉入這個領域，剛性的法律，對于性騷擾就有點力不從心。在一些地方，陌生男人吹口哨、拋媚眼、長時間盯著女性身體第二性征部位看，用手機發黃段子等行為，都被統統列入性騷擾，如若真的嚴格執法，恐將引發“社交恐懼癥”。而事實上，這種偏激的立法行為，脫離了現實生活，是沒有多少實際意義的。

　　北京這次把違背婦女意愿、內容涉及性作為性騷擾的判斷要素，明確“婦女不歡迎”的才是性騷擾，雖然有所明確，但依然沒有質的變化。歡迎與不歡迎，依然有著強烈的主觀色彩，這個沒有客觀標準的“是否歡迎”，法律和外人都無法感知，無從感知。既可能導致對男性的不公平，也可能使得性騷擾的認定礙于女性的認知而無法有效認定，進而造成對權益的保護力不從心。

　　顯然糾纏于這些細枝末節，性騷擾的立法，將寸步難行。實際上，對于性騷擾的立法行為，我們已經有意無意的走進或過于泛化，或過于窄化的誤區中而難以自拔。也正是因為或泛化、或窄化的立法傾向，才使得性騷擾立法難以獲取民意認同，也難以真正在社會生活中發揮作用。

　　所謂過于泛化，即為看似嚴厲、威猛，但過猶不及，泛化之后就是形式化，使法律和現實生活脫節。所謂過于窄化，所有“性騷擾”的立法幾乎都把女性當作受害者的具體指向。但是正如很多人所質疑的，在現實生活中女性對男性的騷擾問題，也同樣存在。在美國，性騷擾行為與性別無關。性騷擾的立法，是著眼于性別歧視，性別不是關鍵。

　　如果走不出這個泛化與窄化的兩極，我看性騷擾立法要想在現實生活中適用，還需要有很長的磨合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