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百多年前，當馬克思、恩格斯在萊茵河畔構建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時，無法預知社會主義在一個多世紀后的發展場景，甚至從未用過“現代化”這個概念。

　　但馬克思早有預言：東方落后國家由于自身社會結構和所處的特殊歷史環境,可以走一條不同于西方社會的“跨越發展之路”,即以先發國家為示范,吸取其文明成果, 實現對資本主義“卡夫丁峽谷”的跨越，從而加速歷史進程。

　　回首新中國60年，特別是改革開放不同尋常的30年，可以清晰地看到，我們取得的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就是因為我們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找到了這條“跨越發展之路”。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從未出現在經典理論中的概念，化為中華大地風雷激蕩的偉大實踐。在東歐巨變、蘇聯解體，社會主義事業在世界范圍遭受嚴重挫折之際，新中國在一個十幾億人口的發展中社會主義大國取得的擺脫貧困、加快現代化進程、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寶貴經驗，閃耀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光芒。

　　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結合起來，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僅全面突破了傳統社會主義模式，也破除了現代化的“西方想象”，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創造了具有社會主義屬性的另一種現代化形態。

　　或許國際參照系，更能說明這條道路讓新中國走了多遠。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新獨立的發展中國家紛紛走上現代化道路，在當時相對有利的條件下，利用“后發優勢”窮追猛趕了幾十年。然而，除了少數國家取得一定成就外，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都步履沉重。而中國這個十幾億人口的超大、超復雜經濟體，卻在30多年時間里實現了持續快速發展，創造了人類史上絕無僅有的奇跡。從1981年到2004年，中國貧困人口減少了5.17億，世界銀行贊嘆：中國“在如此短的時間里使得如此多的人擺脫了貧困，對于全人類來說這是史無前例的”。

　　古老的中國，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上，迎來了民族復興的曙光。這是魏源所向往的“風氣日開，智慧日出”的“開放中國”，是梁啟超所呼喚的“常思將來，常敢破格”的“少年中國”，是李大釗所期盼的“為世界進文明，為人類造幸福”的“青春中國”，是方志敏所渴求的“歡歌代替了悲嘆，笑臉代替了哭臉，富裕代替了貧窮，健康代替了疾苦”的“可愛的中國”。

　　(六)中國的故事依然在繼續，但它已經變得日益復雜。

　　當中國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奔馳向前，“中國威脅論”卻隨之而來；當世界終于發現“中國的發展是20世紀最激動人心的事件”，中國正步入改革深水區，來自體制深層次的矛盾，成為制約現代化發展的挑戰。

　　一個國家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往往都要經歷一個社會矛盾和社會風險的高發期。現代化的艱辛曲折，是世界各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普遍現象。

　　更何況，作為一個后發現代化國家，時間壓縮，空間疊加，我們必須面對更為嚴峻的考驗——比世界上56個高收入國家的全部人口之和還多出3億多，在如此規模的人口大國進行現代化，相當于把過去一兩百年來的世界范圍的現代化歷程在中國重演一次。而我們既不具備發達國家早期發展所具有的相對寬松的國內資源條件和環境容量，也不可能向他們那樣通過開拓殖民地掠奪現代化所需要的資源。

　　中國的現代化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如何通過發展方式的轉變，謀求現代化的全面協調可持續？如何處理好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保持現代化進程的連續性？如何在提高效率的同時，更多地滿足人民對公平正義日益高漲的需求？如何筑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在經濟起飛的同時，提升國家的軟實力？

　　一個國家，只有當它的人民獲得了與現代化發展相適應的現代性，才可以真正稱之為現代化的國家。“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提出，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新的飛躍，構成了我們60年現代化探索的智慧結晶。而要將它付諸實踐，把整個國家納入科學發展的軌道，還要付出異常艱辛的努力。

　　“我們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所肩負任務的艱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見，我們在改革發展穩定中所面臨矛盾和問題的規模和復雜性世所罕見，我們在前進中所面對的困難和風險也世所罕見。”立足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胡錦濤總書記這三個“世所罕見”的深刻判斷，彰顯中國共產黨人的憂患意識和歷史責任，也警示我們,中華民族的復興之路絕非坦途。

　　歷史會公正地記錄每一代人走過的足跡，歷史也忠實地把發展的課題留給后來者。新中國60年探索和實踐，讓中華民族百余年艱苦卓絕的復興歷史迎來了偉大的轉折，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塊古老的土地還將書寫人類發展的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