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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明倫

　　我所經歷的和我所期望的

　　我是個唱戲的。我的工齡正巧與共和國同齡，60年。今年過中秋我就68歲了，我9歲登臺，那時叫九齡童。

　　共和國成立的時候，我們這邊還是中華民國。四川解放比較遲，到我們小地方內江，差不多已經1950年了。新政權建立的一刻，我們戲子飽含熱淚。

　　我把我的60年分為前30年和后30年。前30年是我的坎坷歲月，時代的坎坷造就了個人的坎坷，我和共和國同甘共苦。

　　十一屆三中全會可以看作我的人生分界線，自此我人生的際遇改變了。改革開放以后我做了些想做的事，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魏明倫。

　　后30年，是我的輝煌歲月，雖然我與共和國幾近同齡，但真正的生命在后30年。

　　而關于以后40年，我能看到的已經越來越少了。

　　從總的方面來講，我希望進一步擴大民主和法制，更多遵照《憲法》來施政。如果《憲法》精神不得到充分執行，那么民主也有限。原來我們以為民主是手段，其實是不對的，民主是目的，要在《憲法》的框架內來實現，現在的情況是實現了一部分，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而我對我們的未來比較悲觀。如果單看中國現在的經濟發展，有很多輝煌的成就，但我們仍要看到，世界巨變以后，形成了一種“高科技低人文”的發展模式。對于中國而言，我總結的是“高經濟低道德”。

　　我們從“文革”一步跨入市場經濟，這其中有巨大的落差。1980年代是我最喜歡的年代，那是個思想解放的時代。可是1990年代以后，是物欲、人欲橫流的時代。

　　如果1980年代還是個有點兒文化的時代，現在則是個娛樂的時代。就像我們從劇場時代進入電視時代又進入到電腦時代，這是時代病。如今對于高科技的普遍追求，是前所未有的，而帶來的問題卻從不被人關注。

　　我最近寫了一篇《岳陽樓新記》，范仲淹的“先天下之憂而憂”我們要繼承。但我認為現在我們需要憂慮的要比范仲淹更多，因為我們要面對的問題，是范那個時代沒有遇到的。那時所指的天下僅僅是九州，而如今天下是全人類。現在經濟的發展，引起了人類前所未有的劫難，環境改變，生態污染，能源枯竭。這已經不是中國所特有，是全世界的問題。

　　不是所有的變化都是好的，一會兒“甲流”，一會兒海嘯，自然環境在受到破壞，我們既在高科技的光環下建設這個世界，又在不斷地毀滅這個世界。我們必須對此負責，有時候我真不敢想象2049年我們周圍的環境會是個什么樣子。

　　我們國家的經濟目前處于與全世界競爭的狀態，而我們的文化沒有。尤其是我們民族經過幾千年歷史考驗的文化面臨危機，或者說不能與其地位相稱。如果一個國家經濟飆升，它獨特的文化也應該被凸顯，而如今我看到的是中華文化在凋零。比如我們的文字，歷經幾千年，不應該完全被電腦代替。現在能夠寫一手好字的人越來越少了，人連字都不會寫，無法想象。

　　經濟可以全球一體化，文化是絕對不能一體化的。如何保持自己國家文化的特色，這是后40年最讓我擔心的問題。

　　我做了半輩子戲，眼睜睜看著國粹——中國戲劇，不斷被邊緣。為此我們找了很多原因，也做了許多改進，仍然是臺上冷清，臺下冷清，最終才發現這是個綜合原因。因為受眾已經改變了，現在的年輕人已經與我們的傳統割裂了。比如戲曲和詞賦，已經沒有年輕人喜歡了。而他們對于港臺和西方來的流行音樂卻有了天然的親近。

　　這不是一朝一夕、一兩代人可以改變的，我希望今后40年可以逐漸調整到合理的狀態。以前政治掛帥時把很多東西丟掉了，現在進入娛樂化時代，卻以娛樂掛帥取代了政治掛帥。我前30年反對政治掛帥，現在更反對娛樂掛帥。

　　我希望以后這40年，我們能夠回歸到最起碼的審美。

　　再過40年我們這一代人就不在了，我寄語后一代，希望他們能在天地之間，天人合一，和諧、自然地與環境生存。

　　魏明倫 1941年出生，四川內江人，當代著名戲劇家。

　　1950年，魏明倫參加四川省自貢市川劇團，先后任演員、導演、編劇，從此再未離開戲劇道路。這個自幼失學的作家創作的《易膽大》與《潘金蓮》破了先例，竟雙雙榮獲1981年全國優秀劇本獎，《巴山秀才》再獲1983年全國優秀劇本獎，人稱“連中三元”。一系列的成就，也讓魏明倫有了“巴蜀鬼才”之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