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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春,我住紐約,在林肯中心看了英國劇作家湯姆·斯托帕的話劇《烏托邦彼岸》。它展開了19世紀一批俄國知識分子,包括巴枯寧、赫爾岑、別林斯基、屠格涅夫、車爾尼雪夫斯基等人的機遇與命運,時間跨度從1833直到1868年;舞臺在莫斯科、巴黎、倫敦、日內瓦等歐洲城市之間轉動。正是由于一小撮俄國知識分子(最多一二十個人)的奮斗與獻身,掀起了一場偉大的文化復興運動,從而徹底改變了俄國文化風貌與精神品質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看完話劇后,我和李陀、劉禾、西川等朋友在紐約有過一系列討論。話題散漫,但焦點集中:中國是否有可能像俄國知識分子那樣,在不遠的將來掀起一場文化復興運動,砥礪激發,交相輝映,以非凡而持久的創造力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此時此地,即2009年10月3日在香港——回首與展望,讓我深感焦慮:中國這一百年的進步(如果可借用這個詞的話)付出多么巨大的代價,包括生命的代價、資源與環境的代價、教育的代價、公民權的代價,等等,對我來說,最大的還是創造力的代價。縱觀百年,尤其近半個世紀以來,志士仁人關于民族復興的夢想實現了嗎?我們在文化上、在文學藝術上有多少值得驕傲的成就呢?尤其在中華文明遺產和世界文化高峰的反襯下更加觸目驚心。
更確切地說,中華民族走到今天反而迷失了——失去了自我身份,失去了理想和方向感,失去了反省能力與創造性。
如果說范仲淹在《岳陽樓記》開篇的“政通人和,百廢俱興”,是一種政治理想的話,其后“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則是一種中國式理想的文化情懷。回首歷史,朝代更迭與經濟興衰如過眼煙云,最終留下薪火相傳的文化創造力,才是一個民族生生不息的立身之本。
2049年距今還有40年。如果說我還有什么夢想的話,那就是中華民族早日從物質主義昏夢中醒過來,通過幾代人的努力,掀起偉大的民族文化復興運動,徹底改變我們的文化風貌和精神品質。
而文學藝術是民族文化復興運動的關鍵,包括對漢語現代轉型的推動作用,使之達到古漢語的完美境界。實現這一夢想有幾個基本條件:
一、對中華文明遺產的梳理與重新定位,包括對“廢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矯正,讓諸神復活,成為民族文化復興運動的新動力。
二、以推動漢語的現代轉型為目的,修訂中小學語文課本,讓漢語基礎寫作成為大學必修課。同時成立非官方的最高權威機構——漢語文學院,重寫文學史,編纂相關辭典及各種文類的推薦選本等。
三、廢除由政府供養作家的體制,創辦多種形式的國家與民間基金會,支持嚴肅文學寫作,并拓展民間文學刊物的生存空間。
四、擴大以民間為主的國際文化交流,為漢語作家提供跨越語言與文化邊界的機會,甚至提供在國外短期居住與創作的可能。
五、為了讓翻譯文學當成漢語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國家和私人基金會的支持下,建立專業的文學翻譯隊伍,提高翻譯稿酬,并在出版前對翻譯質量嚴格把關。
六、建立獨立的文學藝術批評機制(與民間文學刊物相配合),批評與鼓勵兼收并蓄,劃清嚴肅寫作與以網絡為代表的新媒體寫作的界限。
以上六點只是基本條件,所謂“天時地利人和”這三條往往都不可預測。但我相信鐘擺走到頭將反向而行——青年一代最終會厭倦或摒棄以物質主義為代表的時代潮流,集體反抗將為民族文化復興運動帶來新的轉機。
從此時此地到2049年的中國,隔著四十年的不測風云。談論未來就是夢想,在這個意義上,“烏托邦”正是人類做夢的能力,“彼岸”正是夢的邊界,而因為有了這種能力和邊界,人類才有了方向和目標,才不會迷失在黑暗中。
如果說在紐約的討論是前奏的話,那么大幕正在拉開,舞臺徐徐轉動,那些為民族文化復興做夢的人開始行動。
北島 1949年出生,本名趙振開,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
北島當過建筑工人,做過翻譯,并短期在《新觀察》雜志做過編輯。1970年開始寫作,1978年與芒克等人創辦《今天》雜志。1989年開始,先后旅居瑞典等多個國家進行創作。
2007年,北島收到香港中文大學的聘書。當年8月,正式搬到香港與其家人團聚,結束其近20年的歐美漂泊。
北島的作品已被譯成20多種文字出版。代表作包括作于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期間的《回答》,其中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銘”已經成為中國新詩名句。曾多次獲諾貝爾文學獎提名,是當今影響最大、最受國際承認的中國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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