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生了兩起轟動全國的大事，都跟媒體責任相關：一起是內蒙古囚犯襲警越獄案，一起是上海“釣魚執法”風波。

　　就越獄事件而言，內蒙古公安廳一名負責人在新聞發布會上強調：“破獲這起案件，新聞媒體的及時和大量的報道，客觀上最大可能地發動群眾積極提供線索，對逃犯起到有力的震懾。”不僅如此，向警方提供重要線索、并對破案起了絕對作用的臺幾村村民王來錢不只一次坦言，“從早新聞得知警方正在追捕4名越獄逃犯，趕緊向警方報案”。

　　然而，同樣是新聞報道和輿論監督，媒體在上海浦東“釣魚執法”事件上卻遭到了截然不同的禮遇。針對媒體記者采訪時提出的疑問，調查報告調查組成員之一、浦東新區城市管理綜合執法辦公室副主任丁建國這樣抱怨說：“事情演化到今天，到底是司法在審理，還是輿論在審判？”

　　試問，如果沒有眾多司機對“釣魚執法”的非議和質疑，如果沒有斬斷手指證清白的司機孫中界的“喊冤”，如果浦東新區的交通執法都是光明正大的，媒體又怎會投來監督目光？媒體之所以介入報道“釣魚執法”事件，是因為越來越多的公眾對該事件的諸多細節和環節充滿了疑問。

　　為了最大限度地借用和發揮新聞媒體的作用，日前， 湖北省紀委、監察廳、宣傳部聯合下發了《關于發揮輿論監督作用推進反腐倡廉建設的意見》，要求各級紀檢部門建立與新聞媒體的聯動機制，支持輿論監督。類似做法，在全國其他省市也已有不同程度的嘗試了。對調查“釣魚執法”的真相而言，新聞媒體的介入和報道，只會像此前其促使內蒙古襲警越獄囚犯迅速落網那樣起到積極作用。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景漢朝日前在《人民法院報》撰文指出，“有些司法機關和司法工作人員在思想上對傳媒監督還有一種抵觸情緒，認為傳媒介入就是找茬兒、挑刺兒、幫倒忙，設置種種障礙限制記者的采訪，這種認識和做法與現在國家強調的公開審判、司法公正和輿論監督不相協調”。筆者認為，這種批評不僅適合個別司法工作人員，同樣適合浦東新區個別抵觸媒體的官員。□陳霞(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