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從打擊的角度來講,這次長沙開展打擊黑惡勢力,整治重點地區社會治安等等,這樣的一種說法。那么像類似于這一種所說的“地下出警隊”,我們能把它劃到黑惡勢力當中去嗎?或者所說的黑社會?
王錫鋅:
我覺得對黑社會當然是要嚴厲地打擊,但是黑社會的界定應該說要嚴格地依法來認定。從這次的情況來看,以及我們看到在其它一些地方,比如說在河北的邯鄲,最近媒體報道,所謂地下110。其實類似的這種地下的執法,或者我們要是私人的執法,是有一定的普遍性的,能不能將它界定為黑社會,我覺得黑社會可能需要考慮它的組織性,可能需要考慮它的法律上嚴格的構成要件。在這一點上,我覺得長沙市最近這次處理,應該說它是限定的比較準確的,主要對雇主,比如說你把這些地下執法隊召集過來的要他們出警的,你就是尋釁滋事。如果他們來出警,來打砸搶,或者說采用其它方式的,可能就是聚眾斗毆,或者擾亂治安秩序的行為,我覺得這樣的定位反而好。為什么呢?有的時候你把一個小的問題放大化,把打黑裝作一個籮筐,一方面可能會沖擊到法本身的權威,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把一些本來還處在邊緣處的內部矛盾,轉化為一種好像類似于敵我矛盾,這可能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
主持人:
實際上從打的角度來講,我們也看到公安機關也有他兩難的一個境地。從需求角度來講,因為您剛才也提到了訴訟成本的問題,包括相關部門執法效率的問題,大家可能很愿意來找所謂的“地下出警隊”,有這樣的一個需求,那么現在說一時打掉了,那么將來怎么辦?
王錫鋅:
所以,我想這個打擊和整治,所謂這種運動化的這種執法,可能在一定的時期內,比如說它是到了這種情況比較嚴重的時候,也許的確“霹靂手段”是必要的,但“霹靂手段”有的時候是很難持續的,所以我們現在看到許多問題的治理,“末端治理”可能只是一個治標的一個辦法,而真正的治理可能是要回要源頭治理。我們剛才說了所謂了私立執法,或者地下執法等等這些情形,可能首先是因為有一些具體的執法部門,的確它可能職責沒有落實。
主持人:
比如說哪些執法部門?
王錫鋅:
你比如說在我們片子中看到的這些商戶之間,因為市場競爭秩序,他覺得不公平了,對方可能有一種欺行霸市的行為等等,比如這種情況,本來應該是工商部門來解決的,但工商部門如果在這一塊維持住了這個秩序,那么后面這種冤冤相報的這種情形可能就不必要了,那么地下出警也就去掉了一個重要的市場。
主持人:
可能相關有些經濟糾紛,法院也可以來處理。
王錫鋅:
沒錯,如果進一步地發展這種糾紛到了法院,如果是整個的訴訟、執行所謂這種一條龍的服務,它是一種經濟高效的,而且真正能夠到位的。那么這時候,所謂各種各樣的討債公司、追債公司,它可能也就失去了它的需求的市場,因此源頭的治理很重要。我覺得源頭治理,其實要反思,為什么地下出警會有這樣一些市場,有可能是這些具體的執法部門,由于它的這種職責沒有真正的到位,反而為地下出警,為地下執法騰出了空間。
主持人:
某些公權力在執法過程當中沒有真正到位。
王錫鋅:
沒有真正到位,并且有的時候可能是我們通常說的性價比可能太高了。可能就是說這種情況,這種情形本來公權力也可以來治,但是它的運行成本太高了,效率比較低,而且有的時候,本來公權力,我們是有些執法部門,比如說工商的執法部門等等,我們原來已經是交付過費用了,納稅人已經通過財政來支付了這種公共服務的費用。但是在申請執法和服務的時候,往往還伴隨著可能有一些額外的收費,這就導致了所謂的二次收費的問題,這實際上使得成本進一步地上升。
主持人:
您剛才提到“地下出警隊”有的時候是走了一個政策的邊緣,或者法律的一個邊緣,但實際上在我們新式生活當中,比如說有些調查公司,比如有些討債公司,所謂的私權執法,我們怎么樣來限定或者界定它?
王錫鋅:
私權執法的問題,或者說我們通常說的私立救濟問題,的確從生活中應該說是普遍存在的,我覺得界定可以從需求的正當性這方面來理解。有些需求,比如我剛才說的黃賭毒等等,的確在實踐中它可能是零星地存在,這些人也想維持住他的地盤和秩序,因此他們需要所謂的秩序保護者,這種需求應該說就是違法的。這種對需求本身,就應該打擊,要打擊這種需求,那么應該是徹底地清理黃賭毒,否則的話,為黃賭毒提供保護就會存在。
另外有些需求其實是合法的,比如說我希望有一個公平的競爭秩序,我希望法律能夠幫我有效地、公平地解決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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